实际状况、担忧和对未来的基本打算。她说:“我的钱和房子,大概是这样。我身体还行,暂时不用你们多花钱,就希望你们常回来看看,有事多商量。房子我想先留着,有个根。存款够我一般花销,但真有大病,可能还得你们兄妹一起商量着分担。咱们把话摆在明面上,也省得猜来猜去,伤了和气。”
这份出乎意料的清晰和坦诚,让争吵中的子女们安静下来。讨论的重点从互相指责“谁想占便宜”,转向了如何基于母亲的实际经济状况和意愿,共同制定一个可行的赡养和支持方案。虽然具体细节仍有磨合,但沟通的基础从模糊的情绪转向了相对清晰的事实,火药味淡了许多。事后,大姨对李素芳感激不已:“素芳啊,多亏了你帮我理了理。心里有本账,说话都有底气。不然,我让他们吵得头昏脑涨,自己还委屈。” 这件事在亲戚长辈中传开,大家对李素芳的“新职业”有了新的认识:这不是“折腾”,是真能解决实际困扰,而且是关乎家庭和睦的“大困扰”。
接着是父亲古建国这边。他在工地“管账”并建立规则的事,也通过工友间的口耳相传,隐约传回了一些同乡、远亲的耳中。在崇尚“熟人办事”的乡土人情网络里,一个“懂账目、讲公道、能镇住场”的形象,是一种非常具体且受人尊敬的资本。一次,一个远房表亲的儿子在城里打工,被包工头拖欠了几个月工资,追讨无门。表亲辗转听说古建国在工地那边“说得上话”、“懂这里面的道道”,便拎着东西上门,想请古建国“帮忙问问”。古建国没有打包票,但仔细问了情况,看了那孩子手里的欠条(一张极其简陋的纸条),然后给出了建议:第一,尽可能收集所有证据,包括工友证言、考勤记录、任何有老板签字或公章的东西;第二,联合其他被欠薪的工友,人多力量大,但不要冲动闹事;第三,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把证据带上,人多一起去,效果可能好些;第四,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工友网络,打听一下那个包工头的口碑和动向。最后,他特别强调:“以后做工,哪怕再熟,工资条、考勤、欠条,尽量写清楚,按手印。口说无凭,有凭据才好说话。”
表亲的儿子依言去做了,虽然过程周折,但最终在劳动监察部门的介入下,要回了大部分工资。表亲一家对古建国十分感激,觉得他“有办法”、“是明白人”。这件事进一步巩固了古建国在亲戚中“处事稳重、有见识、能帮忙”的形象。虽然他帮的忙更多是“指路”和“建议规则”,而非直接动用关系摆平,但这种基于规则和方法的帮助,在亲戚看来,甚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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