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六七年三月，柏林。
弗里茨站在窗前，望着街对面的老栗树。树皮上又多了一道裂痕，枝干更虬曲了，但春天来了，它还是照常抽出了嫩芽。嫩嫩的，绿绿的，和六十年前一样。
他今年二十八岁了。
那块表在他怀里——韦伯送的那块，从弗里德里希到安娜，从安娜到他。表针指向下午两点。它还在走，走得准准的，和六十年一样。
身后传来敲门声。
“请进。”
门推开，进来的是卡尔·门德尔松。他比去年胖了一些，脸上有了点血色，但那双眼睛还是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带着一种永远在观察什么的神情。
“弗里茨，有个人想见你。”
弗里茨转过身。
“谁？”
卡尔侧身让开，他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朴素的旅行外套，手里攥着一顶帽子，脸上带着一路风尘。他看着弗里茨，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紧张，而是别的什么，弗里茨说不出名字。
“这是约翰·韦伯，”卡尔说，“从慕尼黑来的。”
弗里茨愣住了。
韦伯。那个名字，他在弗里德里希的本子里见过无数次。
“您是……韦伯先生的后人？”
年轻人点了点头。
“我祖父叫约翰·韦伯。他在世的时候，经常提起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冯·瓦尔德克的普鲁士官员。说那是他见过的最会办事的人。”
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侧身让开。
“请进。”
二
小约翰·韦伯在椅子上坐下，环顾四周。他的目光在那张墙上挂了几十年的大表上停住了。
“这是什么？”
弗里茨走过去，站在他身边。
“弗里德里希先生画的。画了四十二年。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地方，一件事，一个人。”
小约翰站起身，走近那张表，仔细地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标记。
他看到了一个点，旁边写着：“一八一六年，约翰·韦伯第一次来柏林申诉。”
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这是……我祖父？”
弗里茨点了点头。
“你祖父第一次来的时候，抱怨关税太高，关卡太多。弗里德里希先生帮他减免了一部分。后来他每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