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日，沈清猗过得如同在刀尖上行走。白日里，她强迫自己静坐于书桌前，对着那张真定城与晋王府的地图，反复“回忆”地宫的细节，补充上诸如“某处甬道拐角有湿滑青苔，似有渗水”、“丹房西南角有铁铸通风口，约碗口大小，时有药烟逸出”之类看似琐碎、但或许对工兵营探查有用的信息。她写得极为认真细致，甚至将记忆中地宫空气的浑浊程度、不同区域温度的细微差异、以及守卫巡逻时脚步的回声特点都尽可能描述出来。
而到了夜晚，当“听竹轩”内只剩她一人，油灯如豆，映着窗外森寒的夜色时，她才敢真正面对那本陈宦官留下的、记录着“锁魂引”推演的小册子，以及何太监口中那骇人听闻的《瘟神散典》。
陈宦官的小册子，条分缕析，逻辑严密，显示其在药理学和毒理上的深厚造诣。他将“锁魂引”的药性归为“引动肝风，扰动心火，兼以奇毒入髓，乱其神明”，并从《瘟神散典》中摘录了几段关于“地煞侵体，疫气入心”的描述，试图与“锁魂引”服用后的狂躁、力大、神智错乱等症候相互印证。他甚至大胆推测，若能找到“锁魂引”中激发人体潜藏“煞气”（他理解为某种极端情绪或生命能量）的关键成分，或许能逆向推导出《瘟神散典》中“引煞为瘟”的部分原理，从而实现对“疫气”的某种程度的“引导”或“激发”。
这种将瘟疫与精神控制类药物强行联系、试图互相印证的做法，在沈清猗看来，既荒谬又危险，充满了想当然的臆测。但她不得不承认，陈宦官（或者说他背后的研究）在毒理和某些偏门药材的结合应用上，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对“锁魂草”这种奇毒的理解，远超金花婆婆那种粗放的、以活人为引的邪法。
然而，真正让沈清猗感到刺骨冰寒的，并非这牵强附会的联系，而是在反复翻阅、琢磨那本小册子以及回忆何太监展示的《瘟神散典》内容时，她发现的一处极其隐秘、却又可能至关重要的矛盾与缺失。
这矛盾，始于一段被陈宦官重点圈出、反复推敲的记载。在《瘟神散典》的某一页（沈清猗记得那页的图案是几种扭曲纠缠的藤蔓状植物，旁边标注着采集时辰和炮制口诀），旁边有一行用极淡墨迹、以另一种更为古朴字体写下的批注。那批注的字迹，与正文截然不同，略显潦草，似乎是在极度震惊或匆忙中写下的。沈清猗当时惊鸿一瞥，只勉强认出其中几个断续的字眼：“……此法逆天……有伤天和……人瘟……不可……”
当时何太监讲解的重点在于那些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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