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卷帘。
一处已是人去楼空,邻居只含糊地说“欠债还不上,早跑了”,具体去向无人知晓。
第三处,则让蔡景琛在寒风中站立良久——门上贴着的,是法院的封条。纸张已经有些破损,但上面鲜红的印章和“查封”字样依然刺眼。邻居嗑着瓜子,语气淡漠:“房子早被法院拍卖抵债了,人?谁知道去哪儿了,可能回老家了,可能……”
可能怎么样了,邻居没说完,只是摇了摇头,那摇头里包含了太多晦暗的猜测。
那天下午,他们见到了第三个,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多说几句的“潜在证人”。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嘈杂脏乱的菜市场角落守着一个小小的菜摊,只有几样品相普通的蔬菜。她身边跟着一个五六岁、怯生生的小女孩,紧紧抓着她的衣角。女人叫陈红,手指冻得通红皲裂,却对每个问价的顾客挤出笑容。
蔡景琛说明来意,并出示了账本上属于她的那一页记录时,陈红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她紧张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你们跟我来。”
她把孩子暂时托给相邻摊位的熟人,领着蔡景琛和梁亿辰(这次是梁亿辰陪同)走到市场后门堆放垃圾的僻静处。
“这东西……你们怎么拿到的?”她声音发颤,眼睛死死盯着蔡景琛手里的本子。
蔡景琛简单解释了缘由和目的。陈红听着,脸色变幻,最终化为一片木然。
“你们想把他送进去?”她问,语气听不出是疑问还是陈述。
蔡景琛点头。
陈红沉默了很久。寒风穿过堆积的菜叶和塑料筐,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浸水而粗糙红肿的手,慢慢卷起一边袖口。手腕上方,一道淡粉色的疤痕,像一条扭曲的蚯蚓。
“我男人那时候病了,要钱急,借了两万。”她语速很慢,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后来,男人没救回来,走了。我一个人带孩子,那点钱,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他们来要钱,我拿不出,就打。当着孩子的面打。孩子吓得……到现在半夜还经常哭醒,说梦到坏人。”
“后来呢?”梁亿辰问,声音不自觉放轻。
“后来,有个远房表哥看不过去,帮我凑了两万,把本金还了。”陈红抬起头,眼眶发红,却没有泪,“我以为……能松口气。可他们不干,说还有利息,利滚利,还得再给一万。我说我真的没有了,砸锅卖铁也没有了。他们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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