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七月，暑气像一块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青溪县第一中学的校门口，老槐树的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蝉鸣聒噪得能掀翻屋顶，树底下摆着两个竹编凉棚，是附近农户支起来的，卖着两毛钱一碗的绿豆汤，瓷碗边缘还沾着没擦干净的糖渍，蒸腾的热气混着豆香，却盖不住人群里此起彼伏的叹息与欢呼——高考成绩出来了，有人欢喜有人愁，而凌辰锋，属于那类愁到骨子里，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的人。
他攥着那张薄薄的成绩通知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纸张边缘几乎被捏碎，通知单右下角还沾着一点淡淡的墨水印，是他昨天填志愿草稿时不小心蹭到的，如今却成了这荒唐结果的陪衬。上面的数字像一把把冰冷的尖刀，狠狠扎进他的眼睛，扎进他熬了无数个通宵的青春里：语文98，数学87，英语79，理综156，总分420。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的确良衬衫，领口已经磨出了毛边，是去年哥哥凌辰武在南方打工回来给他买的，后背还沾着几滴绿豆汤的印子，是刚才挤着看成绩时，旁边人不小心洒的，他却浑然不觉。
420分。
这个数字，别说他心心念念的省城重点大学——江城大学，就连地区的二本院校，都够不着门槛。他想起考前班主任拿着泛黄的历年分数线表格，在黑板上圈出江城大学的录取线，粉笔灰簌簌往下掉，落在他摊开的笔记本上，他当时还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捻起来，藏在笔记本的夹层里，想着等考上了，就把这粉笔灰当成纪念。九十年代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那是他和全家人唯一的盼头。
凌辰锋站在老槐树下，额头上的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混着什么温热的液体一起滑进衣领，又烫又凉。他想起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他考了全县第三，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辰锋，稳了，江城大学的门，已经为你开了一半。”那天放学，他特意绕到县城的菜市场，用自己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五毛钱的韭菜，回家给父母包了饺子，母亲刘桂兰笑着说，这是“喜饺”，等他考上大学，要包一大锅，请街坊邻居都来吃。他还想起父母半夜起来给他炖的鸡汤，陶罐放在煤炉上温着，咕嘟咕嘟冒着细泡，母亲总说“补脑子”，却舍不得喝一口，都给他盛在粗瓷碗里；想起弟弟凌辰浩趴在桌边，嘴里叼着一根没吃完的玉米棒，仰着小脸说：“哥，你以后去省城上大学，带我去看大高楼好不好？还要买那种带奶油的蛋糕，我从来没吃过。”
那些滚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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