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十二小时。
这是陈涛教授给医疗队，也是给病区定下的、接收第一批重症病人的最后时限。十二小时后，五十名病情危重、随时可能死去的伊利亚患者，将从楼下那拥挤、混乱、资源匮乏的普通重症区，被转移到这个刚刚草草布置、设备尚未完全调试完毕的“华夏病区”。这不是演习，没有彩排。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意味着死亡名单上可能增加一个名字。
临时指挥所——那个用塑料布和钢管勉强隔出的狭窄空间——瞬间变成了一个高速运转的战争指挥部。没有寒暄，没有适应，每个人都像上紧了发条的齿轮，在陈教授简洁有力的指令下，疯狂转动。
感染控制专家，一位姓林的中年女医生，声音嘶哑但不容置疑，手持黄色警示带和标记喷漆，如同战场工兵，迅速划定出“清洁区”（指挥所、物资库、休息区）、“半污染区”（更衣室、缓冲区）和“污染区”（病房、走廊）的清晰界限。每一道门上都贴上了醒目的标识和穿脱防护服的流程图。消毒喷雾器的嘶嘶声几乎没停过，浓烈的过氧化氢和含氯消毒液气味，暂时压过了医院原本那股令人作呕的混杂气息，但也呛得人眼睛发酸。
护士长带着护理团队，如同最精密的物流机器，清点、分类、码放源源不断从楼下运上来的物资。纸箱被迅速拆开，里面是救命的装备：一箱箱N95口罩、防护服、手套、面屏；一排排密封的注射器、输液管、针头；还有各种急救药品、镇静剂、血管活性药、抗生素。每一件物品都被快速登记，分门别类放入贴好标签的货架。几个当地招募的、经过紧急培训的护工，穿着不合身的防护服，笨拙但努力地帮忙搬运，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希冀。
医疗组的西医专家们，在陈教授的带领下，已经冲进了病房区。七楼和八楼，原本是行政办公室和普通病房，被匆忙改造。墙壁上还残留着原来的标语和装饰画，与此刻冰冷密集的病床、闪烁的监护仪、盘旋的氧气管道和呼叫铃线缆格格不入。病床是紧急从国内空运来的多功能电动病床，此刻还包裹着塑料膜。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微量泵等设备堆在走廊，工程师和技术员正满头大汗地拆箱、组装、调试，指示灯明明灭灭，报警声和自检提示音此起彼伏。
“一号床呼吸机管道连接完毕，测试通过！”
“三号床监护仪血氧探头失灵，需要更换！”
“中心供氧压力不稳定，备用氧气瓶必须马上到位！”
“负压系统？陈教授，这层楼根本没有负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