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1730年
阿姆斯特丹的秋天来得一年比一年萧索，或者说，是观察者的眼睛一年比一年更能看见萧索。1723年的十月，扬二世坐在航运公司顶楼的办公室里，透过窗玻璃上的雨痕看出去，港口的船只依然稠密如鲱鱼群，但他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空船等待货单，有多少是抵押给银行却运不值钱货物的幽灵船。
七十四岁的他，手边的账本摊开着最新季度的报表：收入栏的数字像退潮般稳定下降，支出栏却像涨潮般顽固上升。医生说他心脏的状况“令人担忧但尚可管理”，他觉得这话用来形容荷兰经济也很合适。
秘书敲门进来，带来一个年轻人——不，已经不算年轻了，三十岁左右，但在他眼中仍是孩子。
“威廉先生来了。”
威廉——扬二世的孙子，现在三十岁整，三年前自己的投资公司在南海泡沫中损失惨重后，沉寂了一段时间，最近又以新面貌出现。他今天没穿交易所那种过于正式的服装，而是简单的深色外套，看起来更像是学者而非金融家。
“祖父，”威廉礼貌地点头，眼神里有种扬二世不熟悉的光芒——不是狂热，是某种冷静的探索欲，“我想和您谈谈公司的事。”
“又是新的‘金融产品’？”扬二世略带讽刺地问，但语气缓和，因为他其实欣赏孙子的头脑，即使不理解孙子的世界。
“不，是更根本的问题。”威廉走到墙边的海图前，“范德维尔德航运公司，成立于……1678年？战后重建时期。主要航线：波罗的海木材和铁，地中海葡萄酒和橄榄油，偶尔接军方合同。传统、可靠、但……”
“但利润率在下降，我知道。竞争加剧，成本上升，英国船更便宜，法国关税更高。你要说的新意是什么？”
威廉转身：“新意是，我们可能在看错误的地图。祖父，您看世界的方式是航线、港口、货物。但真正驱动贸易的不是这些，是……”他停顿，寻找合适的词，“是信息差、信用网络、风险定价。阿姆斯特丹还在交易鲱鱼和香料，但伦敦已经在交易未来、交易概率、交易‘如果’。”
“说具体点。”
“具体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某家英国航运公司，是劳埃德咖啡馆里那些为船舶风险定价的人。他们不拥有一艘船，但决定哪艘船能得到保险、以什么利率、从而决定哪艘船能出航。”威廉的语速加快，“还有，我们依赖的VOC……您知道他们最新的财务把戏吗？”
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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