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数年，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局势日益危急。陈三立虽年事已高，却时刻关注时局，订阅多种报刊，与友人书信往来，多谈国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深感不满，对我党提出的抗日主张有所关注但了解有限。他更多地将希望寄托于全国民众的觉醒与抵抗，常在诗中呼唤“民心”、“正气”。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的诗集《散原精舍诗续集》刊行。集中收录了大量感时伤事、忧怀国运之作，诗风在沉郁中更添悲慨苍凉。序言中，他写道：“……今老矣，目击时艰，神州陆沉之痛，日迫一日。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惟以枯笔残墨，写此哀音，留告后人：吾民族历劫不磨之精神，终有昭苏之日。诗虽小道，亦心声也。”
这部诗集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许多读者为其深沉的爱国情怀与高洁的民族气节所感动。连一些新派文人，也对其诗中表现的士人风骨表示敬意。
他的健康状况，因年事已高和长期忧思国事而逐渐下滑。咳嗽、失眠、食欲不振时常困扰着他。家人劝他静养，少虑国事，他叹道：“山河破碎至此，苟活已属惭愧，岂能充耳不闻？皮囊存毁，听之天命；心志所系，岂容自己？”
他更加关心子孙辈的动向。此时，陈寅恪已成长为史学大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以其精深博通的学问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宗旨，享誉学界。陈三立对寅恪的学术成就深感欣慰，但对其在国难当头依然专注于“象牙塔”中的研究，内心不无矛盾。一次信中，他委婉提醒：“夫学问固国之重器，然当此危亡之秋，学人是否亦当思以其所学，更直接地服务于救亡图存之大业？”
陈寅恪回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父亲教诲，儿谨记。日寇可暂占我土地，屠戮我人民，然不能灭我文化，绝我学脉。儿从事之历史语言研究，看似迂远，实为厘清我民族文化之源流特质，以确证我民族生存发展之内在理路与独特价值。此亦是抵抗，是更深层、更根本之抵抗。且学术之真知，终将有助于未来国家之建设与民族之复兴。”
陈三立读后，沉思良久，终叹道：“寅儿所见，或更深远。此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思。各尽所能，皆可谓报国。”
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月下旬，北平沦陷。
这座陈三立生活了多年的古城，瞬间沦为敌手。日寇铁蹄横行，汉奸弹冠相庆，百姓惊恐无措。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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