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伪存真，考镜源流，本是乾嘉诸老所长。能以科学方法加之，更进一层，善莫大焉。然‘整理’非‘打倒’，‘接轨’亦非‘取代’。譬如语言，白话自有其生命力与普及之便，然文言典籍乃文明载体，其精微处，白话恐难以尽传。又如伦理，旧礼教固有糟粕需剔除，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维系社会之基本纲维，岂可一概弃之？”
两人就新旧文化、文学革命、传统价值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平和而深入的对话。胡适雄辩滔滔，引证西方实例；陈三立则引经据典，剖析本土经验。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彼此尊重，言辞恳切。胡适对陈三立的学识涵养与通达见解暗自钦佩，陈三立亦觉此青年才俊见识不凡，非一味鲁莽灭裂之辈。
临别时，陈三立赠胡适一部新刊的诗集，题签曰“适之先生郢正”。胡适郑重接过，道：“前辈风范，晚辈心折。他日有暇，当再趋聆教益。”
送走胡适，陈三立回到书房，若有所思。长子陈衡恪问：“父亲观胡适之此人如何？”
陈三立沉吟道：“聪明绝顶，学贯中西，有抱负，有胆识。其所倡新文化，于扫除暮气、促进思想解放，确有推动之功。然……其主张过于急切，对旧文化批判有余，理解不足，恐易流于肤浅与破坏。文化更新，非一蹴而就，需长期浸润、自然演化。年轻人锐气可嘉，然亦需时间沉淀。且看其日后如何吧。”
这次会面，成为民国文化史上新旧两代代表人物一次标志性的交流。陈三立并未因胡适的“新潮”而拒斥，反而在对话中展现了旧学深厚者的从容与洞见。而胡适对陈三立的尊重，也部分修正了外界对新文化人“全盘反传统”的刻板印象。
二
然而，平静的学者生活，很快被日益紧迫的家国危机所打破。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悲愤莫名。
时年七十八岁的陈三立，闻此噩耗，如遭重击。他连日不食，深夜难眠，常对家人悲愤言道：“倭寇野心，由来已久！甲午之耻未雪，今又夺我东三省！政府不抵抗，坐视山河破碎，此诚奇耻大辱！我华夏子孙，何颜立于天地间！”
他将满腔忧愤，倾注于诗篇之中。作《闻辽东警讯》：“海东豺虎忽噬吞，沈辽血雨暗乾坤。三千万众沦胥痛，三百年疆顷刻翻。庙算竟无御侮策，边烽空照旧时痕。孤臣卧疾燕山北，泪尽南云望帝阍。”诗句沉痛激切，直斥日寇暴行与当局无能，爱国忧世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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