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橡胶园拍的，背后写着1942年。我不知道那年他经历了什么。我想看看这部电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答案。”
十一月十八日，台北市金华街，一间老旧的日式平房里。
侯孝贤坐在榻榻米上，面前摊着一份《联合报》。
他三十四岁，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白。
对面坐着杨德昌，三十四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
两人中间放着一壶茶，凉了。
“你看了没有？”杨德昌问。
侯孝贤点点头。
“《槟城空屋》。”
“我知道。你看了没有？”
杨德昌摇摇头。
“没上映怎么看？”
侯孝贤把报纸，往他那边推了推。
“看这个。”
杨德昌低头看了一眼，又抬起头。
“你什么意思？”
侯孝贤没回答。
他看着窗外那棵老榕树，叶子落了一半。
“德昌，”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去香港？”
“记得。”
“参加金像奖。二十一个人，坐成一排。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南洋的。”
杨德昌没说话。
“那时候我就想，”侯孝贤说，“这种场合，什么时候能在台湾办一次？”
杨德昌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
“现在门开了条缝。”
侯孝贤点点头。
“门开了条缝，”他说，“就看有没有人往里挤。”
十一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台北真善美戏院的传真。
《槟城空屋》十二月十日起，台北三家影院同步公映。首周预售票已售出七成。有观众凌晨四点就来排队。
第二份，新闻局电影处的公函。
“关于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参展事宜，我方正在研究中。如有明确结论，将另行告知。”
第三份，谢晋从上海寄来的信。
信很短。
“小赵：台湾的事，我听说了。门开了条缝，好事。成荫说，这事跟你有关系。我说，不是跟他有关系，是跟那部片子有关系。片子拍出来了，让人看见了，门自然就开了。你那边《故土之心》，什么时候杀青？我等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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