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赵鑫的电话打到家里。
谢晋没料到。
往常都是他打过去，赵鑫接。
赵鑫很少主动拨内地长途，线路不稳定，有时拨通了也听不清。
“谢导。”
赵鑫的声音里，有谢晋不熟悉的东西。
不是急切，是某种压不住的、即将出口的东西。
“剧本写完了？”
“……写完了。”
“您下一步怎么打算？”
谢晋沉默了很久。
窗外是上海十二月的天空，灰白，梧桐叶子早落尽了。
他握着话筒，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条。
上面鼓起一排排细小的芽苞，硬硬的，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
“小赵。”
他说，“这个片子，上影厂不会投。”
赵鑫没接话。
“成荫说得对，我这回心太大了。”
谢晋说得很慢，像在确认什么。
“拍哺乳动物，拍母亲和孩子，拍应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电话那头，赵鑫的呼吸声变轻了。
“所以呢？”赵鑫问。
“所以，”
谢晋顿了顿，“先放着吧。”
这句话说出口，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反，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的形状，和书桌上那摞剧本一模一样。
“谢导。”赵鑫说。
“嗯。”
“您舍得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三十三年了，他拍了二十多部电影。
让人哭过，也让人笑过，让人恨过，也让人爱过。
可他从没拍过这样一个故事：
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被歌颂，每个人都在做最普通的事。
喂奶，捂脚，放手，挨饿。
可他偏偏最想拍这个。
“谢导。”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我来投。”
谢晋没听清。
“我来投这部片子。”
赵鑫说，“香港金像奖有个导演扶持基金，我是评审委员。我可以动用主席特批额度，八十万港币。”
谢晋没有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