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阿爸1923年从槟城回来，带回来的除了这个铺子的配方，还有一身病。”
陈伯说，“肺病，是橡胶园的粉尘害的。他活到五十八岁，最后半年喘不上气，夜里坐着睡觉。但他从不后悔回国。”
“为什么？”
“他说，在那边是等死，回来是找死。等死憋屈，找死痛快。”
陈伯咧嘴笑笑，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他说得对。他回来开了这间铺子，养活了我们一家六口。我妹妹读了师范，我弟弟进了船厂。虽然他自己死得早，但他让孩子们活得像人了。”
托纳多雷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对赵鑫说：“合约我现在就可以签。但有三个条件。”
“请说。”
“第一，电影里必须有陈伯和他父亲的故事，哪怕只有两分钟。第二，所有幸存者的证言，必须用他们原本的语言播放，配字幕，不能配音。第三，”
他顿了顿，“电影上映后，所有盈利的百分之五，要成立一个基金，资助南洋华人历史的学术研究。”
安东尼奥急了：“朱塞佩，这不合规矩，”
“规矩是我定的。”
托纳多雷语气平静，“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现在就买机票回罗马。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拍一部‘国际合拍片’，是为了拍一部，能改变一些人看世界的电影。”
赵鑫伸出手：“成交。”
晚上七点：清水湾的“鸿门宴”
签约仪式本来安排在半岛酒店，托纳多雷坚持要在清水湾片场食堂办。
“我要看看你们平时怎么工作的。”他说。
于是晚上七点，食堂里摆开两张拼起来的长桌。
一边坐着意大利和法国团队，西装革履；
另一边坐着鑫时代的创作团队，谭咏麟甚至穿着早上练歌时的汗湿背心。
安东尼奥看着桌上的菜式，炒牛河、白切鸡、清蒸鱼、老火汤。
表情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