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着报告上的一行字，“‘强制驱逐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三名华工受伤。医疗报告显示其中一人右手三指骨折。’报告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没写那个老人后来去了哪里，没写他叫什么名字。”
他把报告递给赵鑫：“你们的史料里有这个人的名字吗？”
赵鑫接过报告，看到页边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
字迹稚嫩但工整：“陈阿水，六十二岁，广东台山人，1921年来槟城，橡胶园割胶工四十年。”
“这是？”
“陈文统先生找到的。”
托纳多雷说，“他在槟城华人坟场，找到了陈阿水的墓碑，死亡日期1938年12月。也就是说，被赶出宿舍三个月后，他就死了。墓碑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没有生平。”
他看向窗外飞掠而过的街景：“电影里这场戏，我要拍。不是拍成悲情场面，是拍成‘日常暴力’，警察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人，报告像记录天气一样记录骨折。因为这才是殖民的真相：系统性的冷漠，比偶尔的残忍更可怕。”
糖水铺的十九分钟
下午三点零八分，陈记糖水铺。
陈伯今天特意歇业，门口挂了“东主有事”的牌子。
店里只有一张圆桌，桌上摆着那个老式录音机。
托纳多雷坐下后的第一句话是：“请关掉风扇。”
陈伯愣了愣，把吊扇关了。
十一月的香港午后，依然闷热，店里很快升起一股黏稠的热气。
“现在，”
托纳多雷按下播放键，“请安静地听。”
磁带转动。
周阿福的声音响起，讲的是台山话，陈文统在旁轻声翻译成英语。
前十分钟，托纳多雷闭着眼睛听。
听到“九尾猫鞭子”那段时，他的右手手指，开始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
敲的是一种不规则的、焦虑的节奏。
听到“我阿爸临死前说‘要读书’”时，敲击停了。
录音结束。
糖水铺里，静得能听见杏仁茶在炉子上，冒泡的细微声响。
托纳多雷睁开眼睛，眼眶是红的，但他没有流泪。
他看向陈伯：“陈伯，您父亲也是南洋回来的？”
陈伯点点头，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相框。
黑白照片里，一个瘦削的老人，站在糖水铺门口，背挺得笔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