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伤，有些是自己人打的，但教自己人怎么打的，是那把举在头顶的鞭子。”
会议开到深夜。
陈伯又端出一锅热杏仁茶，这次每碗都加了双份黑糖。
“后生仔，苦够了，得尝点甜。”
他说，“但糖要沉在碗底，喝到最后才尝到。就像那些事，压在记忆最底下，翻出来时才最痛，也最真。”
赵鑫喝了一口，咬到糖块。
甜得发苦，苦里回甘。
窗外，1980年11月1日的香港，霓虹灯刚刚亮起。
而在深水埗这间老糖水铺里，一群人正在准备一份，可能改变南洋历史的证词。
他们不知道这部电影，最终能否上映，能否获奖，能否改变什么。
但他们知道：
有些话，再不说就永远没人说了；
有些伤，再不揭开就永远烂在肉里了；
有些人，再不记住就永远被遗忘了。
而电影，是他们唯一能用的手术刀、纪念碑、传声筒。
赵鑫举起茶碗：“敬李小龙！谢谢你的虎头，让我们敢露出伤疤。”
所有人举碗。
“敬南洋侨胞们！谢谢你们用生命，问出那个问题，让我们四十年后有机会回答。”
碗碰在一起，声音清脆。
“敬我们自己！敬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非要在一千五百万的赌注里，塞进一个族群百年伤痛的疯子。”
杏仁茶一饮而尽。
碗底的黑糖还没化完，硬硬地硌在喉咙里。
甜的。痛的。真的。
《故土之心》项目，在这一刻真正启动。
而赵鑫心里清楚：
这不仅是电影的起点，也是一场关于历史、记忆与尊严的漫长战争的起点。
他们押上的不止是钱，是整整一代人对“真实”的信仰。
窗外，香港的夜越来越深。
但糖水铺里的灯，亮如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