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十分钟样片。
预售电影节播放权。
3.导演绑定
首选朱塞佩·托纳多雷。
理由：他的《天堂电影院》讲的就是个人记忆与时代创伤。
而且意大利电影界正在反思殖民历史。
“如果托纳多雷不接呢？”顾家辉问。
“那就找贝托鲁奇+是枝裕和组合。”
赵鑫写下第二个名字，“贝托鲁奇擅长宏大历史叙事，是枝裕和擅长静默中的伤痛。两人联合执导，本身就是话题。”
黄沾笑了：“你这是把电影当政治工程做啊。”
“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政治。”
赵鑫神色严肃，“日本右翼媒体，已经开始攻击《槟城空屋》了。如果我们继续单打独斗，片子可能都出不了香港。但如果是‘意大利大师执导、法国公司制片、三大电影节力推’的国际项目，禁映的压力，就会随之分散。”
周慧芳终于明白了：“你是用国际合拍来转嫁风险？”
“也是扩大声量。”
赵鑫说，“一个香港导演拍南洋历史，只是‘地方故事’。但如果是国际团队拍，就是‘人类共同记忆’。我们要让这段历史，变成世界不得不听的声音。”
1980年10月7日，香港大学陆佑堂。
史料验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像一场小型审判。
长桌上摊开着铁盒里的全部内容：
四十七张照片、七本笔记、三卷磁带、十二份官方文件、三十八封家信。
五位历史学者，戴着白手套，用放大镜一寸寸检视。
许唯正教授负责主持。
这位六十岁的老学者，专门研究南洋华人史。
但在看到工资单原件时，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
“19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欧洲职员月薪300盾，华人职员45盾，土著劳工8盾……”
他念出声来，声音苦得发涩，“这差距不是经济层面的，是种族层面的。45盾的华人职员，可能比300盾的欧洲职员学历更高、能力更强，但就因为肤色……”
“更残忍的是这个。”
许鞍华推过来一份文件，“1932年英属马来亚的《华人职业限制令》，明文禁止华人从事二十七种职业，律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教师。也就是说，一个华人孩子在南洋，从出生就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当医生救死扶伤，不能当律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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