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中心事件后的第三天，生活陷入一种诡异的平静。
秦昼开始履行他“共同修改医疗方案”的承诺。每天晚饭后，我们会花一小时讨论那些条款——他称之为“医疗方案协商会”。
“姐姐看这一条，”他指着屏幕上的“年度全面体检项目”，“我建议增加心脏核磁共振，因为家族史显示……”
“我外公是七十岁才有的心脏病。”我打断他，“我现在做这个太早了。”
“但早期预防很重要。”秦昼坚持，“而且检查无创，没有风险。”
“但有辐射，而且没必要。”我说，“改成五年一次。”
秦昼咬了咬嘴唇，最后点头：“好，听姐姐的。但如果有任何胸闷症状，要随时做。”
他在学习妥协。
虽然每一步都很艰难，像在拔自己的牙，但他确实在尝试。
我也在尝试。
尝试接受他的“关心”，同时守住边界。
尝试在“被规划”和“自主”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种平衡很脆弱，像在刀尖上跳舞。
但我们都在努力。
直到那个夜晚。
那晚我做了个梦。
梦回大学时代。我在图书馆赶论文，窗外下着雨。陈默——我大学时的男友，不是秦昼的特助——坐在我对面，安静地看书。偶尔抬头，对我笑笑。
梦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翻书声。
然后陈默说：“晚意，你要不要喝咖啡？我去买。”
我说：“好。”
他说：“等我回来。”
然后他起身离开。
我看着他走出图书馆，走进雨里。
然后我就醒了。
醒来时，卧室里一片漆黑。夜光时钟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翻了个身，准备继续睡。
然后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动静。
不是脚步声，是……呼吸声？
很轻，很近，就在门外。
我坐起来，轻声问：“秦昼？”
门被推开了。
秦昼站在门口，穿着深色睡衣，头发凌乱，脸色在走廊夜灯下白得吓人。
他没有进来，就那样站在门口，看着我。
眼神空洞得可怕。
“怎么了？”我问。
秦昼没说话。他走进来，关上门，然后走到我床边，蹲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