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据抓获的舌头供称，突厥贵人中流传一种说法，说唐军的‘魔火罐’虽然厉害，但‘十中有一不响，响者亦有快慢’，教他们遇到时不要慌，先躲开第一波‘铁蒺藜雨’，再快速上前用湿物扑灭或掩埋，对付毒烟则要抢占上风，用加了‘神水’（不知何物）的湿布蒙面更有效。这说法……像是有人专门教他们的。”
帐中气氛一肃。敌人不仅适应了新武器，甚至有了针对性的训练和装备改良，这绝不是在战场上偶然能总结出来的。
“看来，咱们家里，不止有老鼠偷粮，还有人往外递菜谱。”李世民冷笑，眼中杀意凛然，“杨军在信中提到的那几条线索……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要紧。”他看向房玄龄，“玄龄，让咱们在长安的人，配合杨军那边，盯紧‘胡记’柜坊和所有可能牵扯的边商。前线这边，让军法官给我秘密地、仔细地筛一遍，尤其是能接触到新式火器配发、使用细则的军官和匠户。宁可错查，不可放过！”
“是！”房玄龄领命。他知道，一场针对内部渗透的无声清洗即将开始，这同样风险巨大，可能引发猜疑与动荡，但在技术泄密已危及战局的当下，势在必行。
长安，北边军需筹备使司。
杨军也从前线反馈和薛仁贵秘密渠道获知了突厥战术调整与新式火器被针对性克制的情况。这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测之一：内部泄密渠道不仅存在，而且效率很高，传递的甚至可能是一些经过“加工”的情报——既包含真实弱点（如火器可靠性问题），也可能掺杂了误导信息（如夸大火器故障率）。
“对手在利用我们释放的‘烟雾’，甚至可能添加了他们自己的‘佐料’。”杨军对马德威道，“我们的火器改进，必须更快、更多变。第二批改进型样品，除了提高可靠性，还要增加‘不可预测性’。比如，我们可以设计几种燃烧后产生不同颜色或气味烟雾的‘信号/迷惑烟球’，让敌人无法仅凭烟雾判断我方意图；或者将部分火罐的外形做得与普通陶罐、石块无异，增加其辨识难度。”
马德威面露难色：“侍郎，增加变化固然好，但工艺越复杂，量产难度越大，成本也越高。且前线将士需要时间熟悉新器特性，变化太多恐致使用混乱。”
“所以需要分级、分类。”杨军早有考虑，“我们将新火器分为‘常备型’和‘特制型’。‘常备型’就是我们已经定型、批量生产、性能稳定的基础型号，如防潮毒烟球和基础版延时火罐，要求前线部队熟练掌握。‘特制型’则是小批量试制、功能各异的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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