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东汉才女班昭所著的《女诫》。那本书，她自幼便读过，也曾奉为圭臬。然而，随着她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再回顾那七篇教导女子卑弱、顺从、专一、曲从的训诫，只觉得字字句句，都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枷锁。班昭的《女诫》，固然有其时代背景下的“智慧”，教导女子如何在男权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但其核心，是让女子自我约束、自我矮化，以换取家庭内部的和谐与认可。这显然不是她武则天想要的，也不是她希望天下女子效仿的。
“班昭作《女诫》，是为了让女子明理守礼，安分守己，以全妇德。”武则天在贞观殿中，对侍立一旁的上官婉儿和李瑾说道，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其心可悯，其情可原。然时移世易，当今之世，岂能与东汉同日而语？我大周四海升平，国力日盛，正需野无遗贤，人尽其才。女子之中，岂无英才？拘于闺阁，困于庖厨，非但其人可惜，亦是国家之失。”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庭院中初绽的寒梅，缓缓道：“卫道士们攻击女子为官，坏乱人伦纲常。那好，朕便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妇德，什么是新时代女子应守之‘诫’！班昭的《女诫》，教女子如何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这是‘私德’。朕要作的《女诫》，不仅要教女子修身齐家，更要教她们明理爱国，才德兼修，在力所能及之处，有益于家国天下！此乃‘公德’！”
李瑾心中一动，隐隐明白了母后的意图。这是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女诫”这个传统的形式，注入全新的、符合武则天政治需要和时代精神的内涵，从而在思想层面争夺话语权，为女子走出闺阁、参与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道德合法性。
“母后之意，是要重著《女诫》，以正视听？”
“不错。”武则天转过身，目光锐利，“他们不是口口声声圣人经典、女德女训吗？朕便与他们论一论，这‘德’与‘训’，究竟该如何解！婉儿，备纸墨。朕要亲自起草。”
接下来的日子里，武则天在处理繁重政务之余，将大量心血倾注在这部新的《女诫》上。她召来了崔清韵、苏琬等已在朝为官且有文名的女子，也咨询了一些她信任的、思想较为开明的儒臣，反复商讨，字斟句酌。她要写的，不是一部简单的训诫条文，而是一份纲领性的文献，既要承接传统伦理中合理的部分，又要大胆突破，树立新的典范。
永昌六年春，由当朝天后武则天亲著并作序的《大周女诫》（为示区别，亦被称为《武后女诫》或《新女诫》）正式颁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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