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一点红光明明灭灭。李宇轩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1914年离开德国时那个金发女子含泪的眼睛。1937年淞沪会战牺牲的黄埔学生。1949年在溪口被俘时，那个认出他的解放军连长年轻的脸。还有几周前，安应站在这里说“我今年也28岁了”时坚定的眼神……
所有这些人，这些事，都如烟如雾，在眼前浮现又消散。最终留下的，只有窗外无尽的夜色，和手中这一点微弱的光。
他忽然明白了那位那句“打仗总是要死人的”背后，是怎样的千钧之重。那不是冷漠，而是经历过太多牺牲后，不得不坚硬起来的心脏。是一个领袖，在个人悲痛与国家命运之间，必须做出的选择。
夜渐深，雪又开始下了。细细的雪粒敲打着窗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细语，在黑暗中诉说着那些未竟的故事，那些消逝的生命，那些永远留在28岁的青春。
李宇轩掐灭烟头，打开台灯。昏黄的灯光下，他铺开信纸，开始写信——不是给儿子李念安的，也不是给任何具体的人，而是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
“安应贤侄如晤：今夜大雪，忆及月前汝来辞行，恍如昨日。汝问若战场遇学生当如何，吾答各为其主，全力以赴。今思之，未尽其实。为师者，最痛莫过于学生相残，更痛者，学生之子弟相残。汝父与吾，道路虽异，然皆欲救国救民者也。汝与吾子，年岁相仿，皆在乱世求存。今汝殉国，吾子漂泊，此皆时代之殇，非一人一家之过。若他日九泉相见，当共饮一杯，笑谈往事，不论是非，只叙情谊。惟愿山河永固，后世子孙，不再受战火之苦。宇轩手书，1950年11月29日夜。”
写罢，他将信纸折好，放入那本黑色日记的夹层中。那里已经存了许多永远不会寄出的信——给德国友人的，给少东家的，给罗斯福的，现在又多了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