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好，放回衣柜最深处。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没吃晚饭。
“你爸辞职那天，”魏老伯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陈年的笔录，“是我帮他把办公室的东西收进纸箱的。他翻遍了所有抽屉，最后就拿了三样东西——一支钢笔，一本法规汇编，还有这件袍子。钢笔是进法院那年买的，法规汇编是他自己编的案例集，袍子是……是他第一次开庭时穿的。”
老人伸手摸了摸法袍上的裂口：“这个口子，是当年开庭的时候被旁听席上扔过来的东西划破的。什么案子我不说了，说了你妈会不高兴。你爸那会儿刚当上审判长，胆子大，什么案子都敢接。有个案子涉及到当时的某个大人物，上面打了招呼，让从轻处理。你爸没有。他在合议庭上说了一句——‘法律面前，没有大人物。’就这一句，得罪了半座城的人。”
陆时衍端起那杯凉透的美式喝了一口，苦得他皱了一下眉。
“后来那个案子判了，判得很公正。但你爸的审判长生涯也到头了。先是把他调离了刑庭，后来干脆不给他案子。同事不敢跟他说话，领导见了他绕道走。有人私下说他‘不识时务’，也有人说他‘拿政治前途换个人英雄主义’。”魏老伯停了一下，从夹克内袋摸出一包烟，看了一眼咖啡厅墙上的禁烟标志，又塞了回去。
“你爸扛了两年。两年里，他没有接过一个大案子，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法规汇编，帮年轻法官改判决书。后来有一天，他把我叫进去，跟我说——‘小魏，我干不下去了。但我这辈子只会两件事，一是审判，二是吃饭。吃饭的事，我老婆会做。审判的事，我换个地方做。’他就这么辞了职。”
“后来就开了律所？”陆时衍问。
“开了律所。”魏老伯点了点头，“他考了律师证，租了一间二十平米的门面，自己写招牌，自己发名片。头半年没有一个案子。他就去法律援助中心做义工，替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打官司。有的官司赢了，有的输了。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在法庭上，他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魏老伯把法袍重新叠好，推到陆时衍面前：“你爸走的那年，把这件袍子留给了我。他说——‘小魏，等我走了，你帮我找个机会，把这个交给我儿子。告诉他，这件袍子上的裂口不是他的耻辱，是我的勋章。’”
陆时衍接过法袍，指腹摩挲过那道细密的针脚。缝得太密了，密得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封在里头。
“魏叔，”他说，“我爸当年接的那个案子，到底涉及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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