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泡在一杯冲淡了的水墨里。小银忽然觉得成都的秋天像某种缓慢退潮的海，所有东西都在不动声色地往后缩，只留下一些湿漉漉的印子。
“小银，”孟晓渔忽然叫她，“你为什么要做记者？”
小银把相机放回包里，想了想：“我八岁那年，我妈带我去参加一个科技论坛。中场休息的时候，有个人从人群里挤过来，拉着我妈的手一直说谢谢。他说他女儿上过我妈公司资助的那个编程班，后来考上了大学，学的计算机。那人走的时候，从包里掏出一本卷了边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我妈的专访。他说他每次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记者这个职业，也许不能把人从坑里拉出来，但能让人在坑里的时候，看到头顶上还有光。我想做那个递光的人。”
孟晓渔听完，侧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小银觉得他看的不是自己，而是很多年前的另一个人。
“你妈也说过类似的话。”孟晓渔说，“那时候她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在电子科大边上一个小录音棚里，有记者问她为什么非要做这个项目。她说，总得有人把灯举起来。不是为了照亮自己，是为了让那些在暗处的人，知道光从哪里来。”
车子在高铁站进站口前停下来。小银解开安全带，没有马上下车。她转过头，看着孟晓渔，认真地说：“孟叔叔，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下次拍纪录片，如果拍到银杏巷那种地方，记得多拍一条空镜。不要人，不要解说，就一条，三分钟。我总觉得，那些地方，得留一格时间，给它自己喘气。”
孟晓渔看了她两秒，然后很正式地点了点头：“记住了。空镜，三分钟，没有解说。”
小银笑了。她推开车门，背上包，走进细密的雨幕里。走了几步又回头，朝车里挥了挥手，然后用口型比了句“谢谢”。孟晓渔按了下喇叭，短促的一声，淹没在嘈杂的车流里。
回北京的第二天，小银就带着胶片去了那家冲印店。店藏在朝阳区一条老巷子深处，门头不大，外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摄影展海报。小银推门进去，里面有一股淡淡的显影液味道，说不上好闻，但让人安心。
老板姓钟，五十岁上下，头发灰白，穿深蓝色工作服，胸前口袋里挂着一把塑料镊子。他接过胶卷，没急着进暗房，先举到灯下看了半天，然后抬头问：“拍的什么？”
“一面墙。”小银说，“还拍了几片叶子。”
钟老板“哦”了一声，说：“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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