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岛开了书店？”陆时衍拆开信封又看了一遍，然后把信纸放下，表情说不上是惊讶还是意料之中。
“国际邮件骗不了人。”苏砚说，“从雷克雅未克寄出来的，查了物流，是真的。”
陆时衍靠进椅背里，转了半圈，看着窗外。科技园的夜景和几年前没什么两样，楼宇之间的灯光密密麻麻，像一块电路板上密集的焊点。他想起上一次见到薛紫英，是在法庭上。她穿着灰色的套装，站在证人席上，声音发抖但一字不落地交代了导师和资本方勾结的全部细节。庭审结束后，她被法警带出去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求饶，没有怨恨，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像是在说，欠你的，还了。
后来她去了国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苏砚托人打听到她在欧洲辗转了几个国家，最后一站是冰岛。再后来，就断了音讯。
“你还恨她吗？”苏砚问。这个问题她以前也问过，但当时的语境和今天不一样。当时他们还在追查导师案，所有情绪都被案情压着，没有时间去细想私人恩怨。现在案子结了，时间过去了，该放下的都放下了，这个问题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问出口。
陆时衍想了想，说：“不恨。但也没有原谅。”他顿了顿，像是在找一个准确的表述，“她当年做的事，我没办法替她翻篇。但我能理解——一个人在绝境里做出的选择，有时候连她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她后来站出来作证，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为她自己。她需要一个了结。”
苏砚点了点头。她理解这种感觉。父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她也一直在找一个了结——不是报复，不是翻案，就是某种能让心里的那根刺不再疼的方式。后来她找到了。不是赢了那场官司，不是把导师送进监狱，而是在那棵银杏树下，陆时衍陪她坐了一整个下午的那个瞬间。她对着那个空位置，把这么多年藏在心里的话一句一句说出来，说完了，天也黑了，银杏叶落了一地，她站起来，觉得那根刺还在，但不再疼了。
“我想去冰岛看看她。”苏砚说。
陆时衍转过头看着她，有些意外。苏砚不是那种会主动去探望故人的人，她的通讯录薄得像一张纸，逢年过节除了给几个老部下发红包之外，从来不主动联系任何人。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中秋节，她的助理小周发了条祝福短信，措辞诚恳，看得出来是花了不少心思写成的。苏砚收到之后想了半天，回了个“收到”。就这俩字，连个句号都没有。小周后来偷偷跟陆时衍说，苏总回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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