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俩喝豆奶。后来你爸破产了，这瓶豆奶就一直欠着。”
苏砚低头拆开信封。里面是十一份签了名的联名申请书，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扭，有的用钢笔有的用圆珠笔，其中一份还是用铅笔写的——大概是实在找不到别的笔了。最上面那一张，是老张的签名。歪歪扭扭的两个字，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一行小字：“苏砚丫头，豆奶是玻璃瓶的，别放太久，会坏。”
苏砚握着那个信封，手开始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颤抖，而是极轻微的、从指间蔓延到手腕的抖动。她闭上眼睛，把那封信贴在胸口，按在风衣的扣子上面。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看向陆时衍。路灯的橘色光线打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眼镜框的影子投在脸颊上。他看着她，没有说“别难过”之类的废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比她的暖和，指节上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
“那棵树，”苏砚说，“是不是真的保不住了？”
陆时衍沉默了。这个在法庭上从来不会犹豫的男人，此刻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苏砚不需要哄。她的问题不是情绪宣泄，是在问他一个事实。
“树可能保不住。”他说，声音很稳，但稳得有点刻意，“但是树可以不走太远。”
苏砚看着他。
“苗圃那边我联系过了。园林局的苗圃分好几个等级，古树名木有专门的一级养护区，温湿度可控，土壤定期检测，有专职园艺师。那棵银杏如果能进一级养护区，存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他顿了顿，“当然，需要一笔额外的养护费用，还需要一份专家鉴定报告证明它‘具有潜在名木价值’，这两件事我来办。鉴定报告我请了省林科院的退休教授，他愿意以个人名义出具意见；养护费用，律所有一笔公益诉讼基金，正好可以用来支付。”
苏砚没有问“那石凳呢”，因为她知道石凳留不住。石凳不是树，没有生命，不受任何保护条例的庇护。它只是一块被坐了八十年的石头，在法律眼里和一块地砖没有区别。但她还是问了。
“石凳呢？”
陆时衍转头看了一眼那个空石凳。月光下，石凳的表面已经被磨得光滑如镜，那是几代人坐出来的包浆。他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蹲下来仔细照了照石凳的底座，然后站起来，用律师的口吻说：“根据规划局的移植方案，附属绿化设施——包括石凳——不在保护范围内。但从法律上讲，石凳不属于‘绿化设施’，它属于‘私人财产’。”他收起手机，微微一笑，“这个石凳，是你父亲当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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