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说出来。最后她还是说了。
“以前我的心理医生说，苏砚，你有一个很深的创伤，那个创伤就是——你觉得你爱的人都会被夺走。你父亲被夺走了，他的公司被夺走了，他的尊严被夺走了。所以你不敢再爱任何东西。你爱的东西越多，能被夺走的就越多。我当时觉得她说得特别对。所以我拼了命地工作，拼了命地赚钱，拼了命地把公司做大。我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我够强，就没人能夺走我的东西。可是我忘了问自己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些东西被夺走以后，我怎么办？”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豆浆，杯壁上凝结了一层细细的水珠，顺着纸杯往下滑，滑到她手指上，凉丝丝的。
“我被夺走过一次。我爸的公司没了，我们从成都搬到重庆，又从重庆搬到贵阳，每次搬家，我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卡车后面的货厢里，看着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觉得世界就是一排向后倒的树，你留不住任何一棵。后来我长大了，我自己做了公司，我以为只要公司够大、专利够多、市场份额够高，就没人能再夺走我的东西。但我错了。错的地方不在于‘够不够强’，而在于我一直觉得东西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爸被夺走的不只是公司，还有他的信心、他的骄傲、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的那个念头。他被夺走了这些东西以后，他还能每天早上爬起来给我炸油条。他被夺走了那么多，但炸油条这件事，没有被夺走。”
她松开了杯子，把手摊开在膝盖上。手掌上有几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细纹，是长年累月敲键盘留下的，像一棵树的年轮。
“陆时衍，我以前觉得你帮我打官司、布反间计、扳倒导师和资本，是你对我的好。但我现在发现，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今天早上这根油条。我没有害怕吃完它以后就没有下一根了。我没有在这根油条上计算任何风险。我就是把它吃了。吃得连渣都没剩。”
她把油条的碎屑从裙子上拍掉，碎屑落在地上，几只麻雀立刻飞过来，在地上跳来跳去地啄。其中一只特别胖，抢得最凶，翅膀扇得呼呼响。另一只瘦的不争不抢，等胖的吃饱了飞走了，才不紧不慢地踱过来，啄剩下的渣子。
苏砚指着那只瘦麻雀：“你看那只，像我。”
“怎么就像你了？”
“它不争不抢，是因为它知道急也没用。但它一直在那儿等着，不飞走。最沉得住气的，往往是最后一个吃到东西的。”
陆时衍看了看那只瘦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