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的雨比高雄更冷。
林默涵在台南站下车时，天已擦黑。站前广场上，几盏汽灯在风雨中摇晃，将人影拉得扭曲而漫长。他压低帽檐，左臂的伤口在潮湿空气中隐隐作痛，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像有人在用钝刀子刮着骨头。但他不能停，高雄的封锁线随时可能延伸到这里。
他拦了一辆三轮车，报出“大正街”的地址。车夫是个干瘦的老者，操着浓重的台南腔，一路上喋喋不休地抱怨物价飞涨、特务横行。林默涵只是偶尔应和几声，目光透过雨帘扫视着街道两旁。军警的巡逻队比往常密集了一倍，十字路口都设了临时检查站，探照灯的光柱像一把把惨白的刀，切割着湿漉漉的夜色。
大正街是台南的老城区，巷弄纵横，鱼龙混杂。林默涵在三岔口下了车，多付了两倍的车钱。老车夫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但终究没说什么，调转车头消失在雨幕中。
他走进一条狭窄的巷子，两旁是低矮的砖木房屋，空气中弥漫着霉味、油烟味和淡淡的鱼腥气。这里就是他的目的地——“大正街十二巷七号”，组织预设的紧急避难所之一，代号“巢”。
“巢”的主人是一个叫阿菊的寡妇，丈夫是当年“二二八事件”中失踪的青年教师。她表面上是给人洗衣缝补的帮佣，实际上是这条街上的“眼睛”。林默涵按照记忆中的路线，七拐八绕，在一扇油漆剥落的木门前停下。门上没有门牌，只有门框上钉着的一颗生锈的铁钉，这是暗记。
他叩门。
三声，停顿，再两声。
门内传来拖鞋趿拉的声音，接着是一声慵懒的猫叫。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浮肿的脸，阿菊眯着眼打量他，手里还攥着一把剥了一半的花生。
“谁啊？这大雨天的……”她嗓门很大，带着刻意的市井气。
林默涵微微低头，让帽檐遮住上半张脸，用一种陌生的、带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大姐，躲雨。请问林老板的家是这里吗？”
阿菊的手顿住了，花生壳“啪”地掉在地上。她上下打量着林默涵，目光在他包扎的左臂上停留了一瞬，又迅速移开。
“林老板？哪来的林老板？这儿姓陈。”她嘴上说着，身体却侧开了一条缝。
“哦，那是我记错了。”林默涵叹了口气，抬脚欲走，“听说这附近有个陈记米店……”
“天黑路滑的，外乡人别乱闯。”阿菊突然伸手拉了他一把，力道不大，却很坚决，“进来避避雨吧，米店早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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