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七分。
台北的夜，在雨后是死一般的沉寂。民生西路的老弄堂里，最后一盏路灯也因为线路老化而忽明忽灭，将湿漉漉的石板路切割成明暗交错的碎片。
林默涵没有睡。
他坐在颜料行二楼临街的窗前，面前放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窗帘只拉开了一道缝隙，刚好容他将整条弄堂尽收眼底。他的右手搭在窗沿上，指尖有节奏地轻叩着——那是摩斯密码的节奏，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一个词组：
等待。
发报已经完成六个多小时了，上级的回电迟迟未到。按照惯例，重要情报发出后，对方应在四小时内给予确认信号。但今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不是没有原因的。
林默涵的目光落在弄堂口那盏闪烁的路灯上。从凌晨一点开始，他就注意到，每隔大约二十分钟，就会有一辆没有亮灯的自行车从弄堂口缓缓经过。骑车的人穿着蓑衣，低着头，看不清面容。第一遍经过时，林默涵以为那只是晚归的住户。第二遍，他开始警觉。第三遍，他确认了——那人在绕圈。
监听车。
军情局的反侦察手段，他再熟悉不过。他们不会直接派人破门搜查，而是先用移动监听设备对可疑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锁定信号源后再收网。那个骑车的“住户“，蓑衣下面藏着的，大概率是一台便携式无线电测向仪。
林默涵站起身，走到墙角的衣柜前，从最底层抽出一件干净的衬衫换上。动作不疾不徐，仿佛只是在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窗外那条幽暗的弄堂。
如果监听车真的在搜索信号，那么他的发报行为可能已经暴露。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决定生死的关键窗口。
他必须做好撤离的准备。
从衣柜夹层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备用身份证明、几张不同面额的钞票，以及一张手绘的台北地图，上面标注了三条不同的撤退路线。他将信封塞进长衫的内袋，然后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唐诗三百首》。
书页间夹着女儿的照片。他看了一眼，没有停留，将书放回原处。有些东西，不能带走。
楼下传来轻微的响动——是弄堂里的野猫碰翻了空颜料桶。林默涵的身体瞬间绷紧，但随即又松弛下来。他走到一楼，将店门后的门闩检查了一遍，然后在柜台后面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锉刀，开始打磨指甲。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深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