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方提请对方辩友及各位评委注意一个残酷的现实：科学的普及、实力的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
它需要时间，需要稳定的环境，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
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敌人的刺刀已抵近咽喉，社会的信心在溃散的边缘，人心的离散与迷茫，其危险性丝毫不亚于武器的落后。
当此之时，我们最急迫需要的，也许不是立刻造出多少飞机大炮（当然这很重要），而是首先要用一种力量，将四万万人即将涣散的人心，重新凝聚起来；要用一种信念，让这个民族在绝境中，依然能挺直脊梁，不跪地求饶！
这种力量，这种信念，从何而来？”
他引用了文天祥、史可法、顾炎武等历代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凭一口忠义之气慨然赴死的事迹，指出正是深植于传统文化道德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精神，在关键时刻爆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与抵抗力。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此言，今日听来，尤为惊心。
这‘四维’不张，非指器物不精，乃指人心糜烂，气节丧尽。
当人人都只计较个人得失，只顾眼前实利，毫无家国情怀与道德操守，则人再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科技再发达，也可能沦为卖国求荣的工具！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近代以来，我们哀叹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否也应反思，我们在急功近利地追求‘器物’‘制度’之时，是否过于忽略了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最深层的精神纽带——那些历经千年淬炼、已融入我们血脉的道德价值？”
马文冲的立论，成功地转换了战场，将辩论焦点从“长远根本”拉到了“当下存亡的心理防线与凝聚力”上。
接下来的环节，更加白热化。
周世铭在攻辩中犀利地指出，对方所推崇的“传统道德”，在历史上也曾成为顽固派抵制变革、维护特权的工具（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中的守旧势力），其内容本身也需批判扬弃，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林怀安在驳论中承认传统道德有糟粕，但强调在危亡时刻，应首先激活和弘扬其精华部分，如爱国、气节、坚韧、责任感等具有普遍和永恒价值的成分，以此作为共渡时艰的精神基石。
“‘取其精华，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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