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比较的维度，在于质的差距，在于姿态与后果！”
“第一，被动 vs. 主动。”
谌先生在黑板上重重写下这两个词，“清朝的‘开放’，是被动、防御、限制性的。
是洋人叩关，要求贸易，清廷为‘怀柔远人’、‘管理夷务’，不得已而为之。
其最高目标，是维持‘天朝上国’的体面与秩序，是守成，而非进取。
反观同时期的西方，探险、殖民、贸易、传教，是主动、积极、甚至侵略性的扩张。
再看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求知识于世界’，是举国主动、系统、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其目的明确——富国强兵，跻身列强。
一个是迫于压力的消极应对，一个是谋求自强的主动求索，姿态不同，境界高下立判，结果自然天壤之别。”
“第二，体系冲突。”
他又写下四字，“清朝所秉持的，是延续千年的、基于农业文明和华夏中心论的‘天下体系’。
在此体系中，中国是‘天朝’，是文明中心，外邦皆是‘夷狄’，是来‘朝贡’的。
而彼时世界潮流，已是基于民族、国家平等和国际法的近代西方体系。
清廷拒绝以平等身份加入新体系，其有限的开放，是旧体系框架下的恩赐与怀柔，与新的世界游戏规则格格不入。
当两种体系碰撞，旧体系的傲慢在新体系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
‘以古制今，不达于世变。’
抱残守缺，焉能不败？”
“第三，控制与垄断。”
谌先生语气中带着讥讽，“贸易只许广州一口，且必须通过‘十三行’。
这与其说是促进贸易，不如说是便于控制与征税，是将贸易政治化、特权化。
它严重抑制了民间商业的活力与社会各阶层与外界接触的广度。
知识、技术、思想的传播，被严格限制在极小范围内。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朝廷要的是可控的利，而非不可控的‘变’。
这种垄断，保护了少数权贵的利益，却窒息了整个社会通过对外贸易进行学习、创新、升级的可能性。”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思想与科技的隔离。”
谌先生的声音愈发沉痛，“清廷最警惕、防范最严的，是什么？
是思想的传入——如基督教教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