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微光，一点一点地观察、测量、分析、推理，寻找结构的弱点，探寻改变的可能。
这两种路径，哪一种更有效？
或许，它们本不该是对立的。
没有理性的烛照，激情可能沦为盲动；没有激情的驱动，理性也可能陷入冷漠的旁观。
他将手伸进书包夹层，触碰到那本《呐喊》硬硬的封面。
冰冷的触感下，似乎有一股灼热的潜流在涌动。鲁迅的呐喊，是文学的手术刀，剖开脓疮，刺痛麻木。
唐先生的理性，是科学的手术灯，照亮病灶，冷静分析。
而秦先生、陈伯父的“危行言孙”，苏清墨的“借古喻今”，则是行走于这手术台旁的、必要的谨慎与策略。
这真是一个需要多重智慧的时代。
需要呐喊的勇气，也需要理性的清醒；需要直面淋漓鲜血的真的猛士，也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韧性；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开拓，也需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审慎。
回到陈家大院，吃过晚饭，林怀安没有立刻回房。
他搬了个小凳，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枣树下。
夜空清澈，星河渐显。
秋虫在墙角低鸣，更显夜的寂静。
他再次翻开那本《呐喊》，就着窗棂透出的微弱灯光，细细读着那篇《药》。
人血馒头治痨病的愚昧，革命者夏瑜被杀的悲凉，看客们的麻木与茶馆里“包好，包好”的喧嚷……文字像冰冷的解剖刀，一层层剥开那令人窒息的社会与人性的病灶。
他感到一阵寒意，但不再是昨夜那种单纯的刺痛与恐惧，而是一种混合着悲悯、愤怒与沉重思考的复杂情绪。
他想起想起了苏清墨关于《国悲》的建议。
或许，在发出呐喊与保持理性之间，在直面惨淡与寻求策略之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古老而坚韧的文字，用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来点燃那微弱的、但或许能穿透铁屋的光。
他起身回屋，点亮油灯。
铺开稿纸，研墨润笔。他没有写激进的时评，也没有写晦涩的隐喻。
他提笔，用工整的小楷，开始誊抄屈原的《九歌·国悲》。
笔尖在宣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仿佛重若千钧：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悲壮苍凉的气息，从两千多年前的楚地烽烟中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