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造”的罪人子弟。
这时，一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穿着旧军装却敞着怀的老农（村长姜大伯）带着几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和中山装干部握手、低声交谈着，目光不时地落在他身上，带着审视、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徐瀚飞别开脸，不愿与那些目光接触。他感到一种赤裸裸的、被围观品评的屈辱。
交接手续简单而迅速。中山装干部从车里拿出一个半旧的帆布行李包，塞到徐瀚飞手里——这是他仅有的、被允许带走的、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
“徐瀚飞，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中山装干部最后说了一句，语气没有任何温度，然后转身上了吉普车。
引擎再次轰鸣，吉普车掉转头，卷起一阵更大的尘土，毫不留恋地驶离了姜家坳，很快消失在山路的拐角处。
尘土渐渐散去，徐瀚飞孤零零地站在原地，手里拎着那个轻飘飘的行李包，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巨大的孤独感和无边的恐惧，像潮水般将他淹没。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护最后尊严的姿态，尽管这姿态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姜大伯走过来，打量了他一下，叹了口气，语气还算和缓，但带着山里人特有的直率：“后生，跟我来吧。给你安排了住的地方。”
徐瀚飞沉默地跟在姜大伯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中的土路上。村民们从低矮的院门里、窗户后投来各种各样的目光，窃窃私语声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每一个眼神，每一句低语，都像针一样扎在他敏感而骄傲的神经上。
他被带到村尾一处更加破败、几乎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前。房子低矮，墙皮剥落严重，木门歪斜，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姜大伯推开门，一股浓重的霉味和尘埃味扑面而来。屋里光线昏暗，只有一张用土坯垒的破炕，一张歪腿的旧木桌，墙角堆着些杂物，布满了蜘蛛网。
“就是这儿了。以后你就住这。自己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到打谷场集合，安排你干活。” 姜大伯说完，又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转身走了。
徐瀚飞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环顾着这个将成为他“家”的地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比他家从前堆放杂物的储藏间还要不堪。他无法想象，自己要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
就在他内心被巨大的排斥和绝望吞噬时，目光无意间瞥见村口的方向。恰好看到一行人送着一个背着帆布包的瘦弱身影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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