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上海。
贝贝到上海的第三天，身上的盘缠就被偷了个精光。
那是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在十六铺码头的人群里撞了她一下，动作轻得像是被风推了一把。贝贝当时正蹲在地上系鞋带，等她站起来一摸腰间——钱袋子没了。她愣了两秒，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把背上的包袱紧了紧，抬头看了一眼码头上密密麻麻的桅杆和人头，吐出一个字：“行。”
她娘莫婶教过她，出门在外，丢了东西别哭。哭是哭给心疼你的人看的，不心疼你的人看你哭，只会觉得你好欺负。贝贝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所以她不哭。但她确实心疼——那袋子里有她存了三个月的绣花钱，还有养母给她煮的六个茶叶蛋。
现在茶叶蛋也没了。
贝贝在码头边的石墩上坐了一会儿，肚子咕咕叫。她翻了翻包袱，最底下还有一块硬邦邦的烧饼，是临走前养母塞进去的，说是“路上饿了垫垫肚子”。她把烧饼掰成两半，一半放回包袱里留着明天吃，另一半拿在手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啃。
码头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坐在石墩上啃烧饼的小姑娘。她穿着靛蓝色的粗布衣裤，袖口磨得发了白，脚上是一双纳了厚底的黑布鞋，鞋面上沾着从江南一路带过来的黄泥。她的脸被江风吹得有些发红，但眉眼之间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那种劲儿，是水乡的女孩子在船上、在集市上、在跟兄弟们抢鱼篓的时候练出来的。
贝贝把最后一口烧饼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饼屑，站起来。她望着眼前这座巨大的城市——外滩的洋楼一幢比一幢高，黄浦江上的轮船冒着黑烟，街上的汽车按着喇叭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她从江南水乡来，坐了两天两夜的船，到了这里才发现，水乡的河跟黄浦江比起来，简直像一根细麻绳。
“阿贝，”她对自己说，“你爹还躺在床上等你赚钱回去买药。你不能再丢东西了。”
贝贝在法租界边上的一条小弄堂里找到了一家绣坊。
绣坊的招牌很小，挂在一扇窄窄的木门上方，上面写着三个字——“锦云庄”。贝贝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支着几张绣架，几个绣娘正低着头飞针走线。阳光从天井上方斜斜地照下来，落在那些五颜六色的丝线上，像是把一条彩虹剪碎了铺在绣架上。
掌柜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陈，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上下打量了贝贝一眼，目光在她的粗布衣裤和沾泥的布鞋上停了停，眉头微微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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