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老周又在催了。
“来了！”
阿贝背起包袱下了楼。养母站在灶房门口，围裙上还沾着炒菜时溅出来的油星，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养父蹲在门槛上，手里拿着烟杆，烟锅已经灭了，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嘬着，腮帮子一鼓一瘪的。
“爹，娘，我走了。”
养母点了点头，嘴唇抿成一条线。
养父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把烟杆往门槛上磕了磕。
阿贝走到养母面前，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又走到养父面前，跪下，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在青石门槛上，发出闷闷的三声响。
养父把脸别过去，烟杆从手里滑下来，磕在门槛上，碎成了两截。
阿贝站起来，转身就走。
她走得很快。船离开码头的时候她没有回头看。养母追到河边喊了一声“阿贝——”，声音被风吹散了，落在河面上，被乌篷船划开的水波一层一层地推远，渐渐听不见了。船穿过石拱桥，穿过两岸倒映在水中的白墙黑瓦和红灯笼，把那个她待了十九年的水乡小镇一点一点地甩在了身后。
阿贝坐在船舱里，打开包袱，取出绣了一半的帕子，开始一针一线地绣。帕子上绣的是《水乡晨雾》，已经绣了大半——河面、石桥、乌篷船，还差桥头那棵老樟树没绣完。她低着头，手很稳，针脚细密，每一针都落在该落的地方。
她在水乡学堂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先生说她读过的书不够多，但她见过的水够多。春天河面上浮着桃花瓣，夏天暴雨过后水涨到台阶上，秋天芦苇荡里白鹭成群飞起，冬天薄冰在船头碎裂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把那些水光潋滟的、波光粼粼的、暗流涌动的，都绣进帕子里了。
水是活的。
她也是。
船行两天两夜，在第三天清晨抵达沪上十六铺码头。阿贝背着包袱走下跳板，扑面而来的是她这辈子闻过的最复杂的气味：煤烟、柴油、咸鱼、香料、汗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热腾腾的腥臊味，像是什么巨大的活物在呼吸。码头上挤满了人——扛包的苦力、拉客的车夫、卖小吃的摊贩、举着牌子接人的伙计、穿着洋布裙子撑着阳伞的摩登女郎、穿着长衫马褂拄着文明棍的老先生。每个人都在动，每张嘴都在喊，每条船都在鸣汽笛。
阿贝在码头出口站了整整一刻钟。她不是害怕，她是在看。在水乡，她一眼能望到河对岸，谁家的狗叫了一声全村都知道。但在上海，她一眼望不到任何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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