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筑基当晚，成基命正於翰林院灯下，提笔誊录新修之《仙朝纪事·金陵卷》。
按旧制，国史编修乃翰林院专责，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凡新帝即位，即诏开史局，敕修前朝实录。
礼部咨文各部院、地方官府，限期缴送相关章奏、档案、邸报；
更遣采访使分赴各地，采辑遗闻，搜罗野史。
诸般材料汇於史馆，由总裁官统筹，纂修官分任，经繁复考订、辩驳、润色，方能成稿，谓之「史笔千钧」。
然大明仙朝非旧时气象。
自崇祯二年天子传法，世事更易。
过往史册所载之「常理」、「定论」，於今观之，多有扞格，甚或直接相悖。
修史之事，关乎仙朝法理，意义远超寻常的存史资治。
此业分作数端：
首要者，便是重审明以前诸朝历史。
凡涉及「绝灵之地」无法解释之异象、疑似与修真相关之人物事迹、乃至可能动摇当下仙朝的记述，皆需以修士视角重新考辨、注释。
乃至修正。
譬如，旧史所载某些「神异」、「祥瑞」，需辨析其是为低阶修真现象之误读，还是自然现象；
再如司马懿「洛水之誓」与建奴黄台吉昔年所发「浑水之誓」，是否存在冥冥中的因果牵绊？
又如儒家之地位，道家之传承————
亦在审察之列。
其次，则为仙朝肇建以来的当代史。
新政推行、道途显化、修士辈出、乃至地方异变一评定可以暂缓，载录不得拖延。
如此浩大繁难的工程，本当由礼部尚书总摄。
然时任礼部尚书周延儒，早在二十年前便被今上外放山东，久不在朝。
南京礼部官员，资历威望皆不足膺此重任。
最终，是入内阁多年的老臣成基命，上书请缨，多方斡旋，生生将这部《仙朝纪事》
总裁编纂之权，揽到了自己与李标手中。
此举背後，自有深意。
约莫十四年前起，朝野间便渐有流言，认为成基命与李标修为长年停滞於胎息三层，未能突破「窍壁置换」之关隘，不当为仙朝新贵。
反观不少官职低於他们的部院郎中、地方知府，甚至新科进士，因天赋或机缘，陆续晋入胎息四层。
朝野隐隐涌动起一股「以修为定高下」的恶意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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