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为统一判罚，可编纂《常见案件量刑指引》，组织官员学习研讨。」
「为提升效率，可简化公文流转程序，明确各环节时限与责任人。」
「为规范查案，可制定《重大案件查办规程》，细化步骤、方法、证据标准。」
他特别强调了一点。
「尤其重要的是，须建立案件官员负责制」。每一起案件，从受理、调查、审理到结案，必须明确主责官员，一跟到底。」
「同时，严格规定各类案件的办理期限，超期未结或无故拖延者，主责官员需承担相应责任。」
「此制不仅适用於刑案，两部所有公务，皆可参照推行，明确权责，限期回复办理。」
李世民听着，手指又开始无意识地敲击，但节奏明显轻快了些。
这些建议，听起来琐碎，却直指要害。
负责制、限时制，都是逼迫官吏不得不动起来的硬约束。
而「为政三要」的框架，则让整改不再是零敲碎打的应付，有了系统性的规划。
这很符合李逸尘一贯的风格—既有宏观架构，又有微观抓手。
「其三，抓落实。」李逸尘继续道。
「整改方略中，必须包含如何确保这些措施落地的办法。」
「比如，由谁负责督促？多久检查一次进度？如何考核成效？整改效果，需与官员考绩升迁挂钩。」
他稍作停顿，总结道：「如此，刑部、大理寺所呈的，便不再是一纸空泛的请罪书或保证书，而是一份有目标、有步骤、可检查、可追责的行动计划」。」
「朝廷据此督查，方能有的放矢。
「9
李世民微微颔首，脸上露出一丝几不可察的赞许。
这个法子，确实比单纯换人要高明，也更具建设性。
它逼着衙门自己动脑子解决问题，同时用制度把他们的行动框住。
即使暂时不换人，在这种明确的框架和持续的压力下，那些庸官要麽被逼出效率，要麽自己露出马脚，届时再处理，也更名正言顺。
「还有吗？」李世民问，显然听出了兴趣。
「还有两点补充。」李逸尘道。
「其一，刑部、大理寺此次暴露之问题，在地方州县，恐更为严重。」
「然朝廷目前无力向所有州县派遣巡察组。」
「故可责令刑部、大理寺，在整改自身的同时，须依据此次经验，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