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位置、不同派系的官员，开始了各自的解读与盘算。
更多的人，则在思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何应对？
最先反应过来的一批官员，行动迅捷。
接下来的几日，通政司收到的奏疏数量明显增加。
其中不少都特意提及《为政三要论》。
有的官员诚恳检讨自身以往工作中的不足，表示要以「三要」为镜，改进作风。
有的官员结合本职，阐述如何在本部门工作中贯彻「三要」精神，提出一些具体设想。
如民部某郎中建议在清查户口时更注重体恤民情。
工部某员外郎提议将水利工程是否真正「利民」作为考绩重点。
更有些官员，将自己原本就想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巧妙地用「三要」理论重新包装，论证其如何符合「务本」「务教」或「务民」。
然後呈报上来，既表达了政见，又显示了自己紧跟圣意、深刻领会。
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公开场合，官员们交谈间，「务本」「务民」等词出现的频率显着增高。
处理公务时，也多了一层「是否符合三要精神」的考量。
虽然难免有跟风、作秀的成分，但至少表面上，一种学习、贯彻皇帝最新指示的氛围，已然形成。
李世民翻阅着这些日益增多的、提及「三要」的奏疏，心情复杂。
他当然看得出其中有不少是迎合上意、标榜自身的官样文章。
但同样，他也看到了一些官员确实在认真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或检讨。
更重要的是，这股风潮本身，意味着他的文章，他的理念，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渗透进官僚体系。
通过报纸这个新器物，他的声音可以直接、迅速地传递给几乎所有官员，不再完全依赖於层层转发的诏令和口耳相传。
而官员们的反应和奏报，又能通过常规渠道汇聚到他面前。
一种新的、更高效的「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互动模式，正在隐约成形。
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甚至有些兴奋。
原来，掌控舆论、引导思想，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报纸……贞观学堂……」李世民喃喃自语，眼中光芒闪动。
这两样新事物结合起来，似乎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
李世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