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是徵收过程相对简明，地方官员和胥吏能够有效执行，且朝廷能实施有力监督「」
「租庸调虽条文简单，但具体徵收涉及大量实物的验收、储存、运输、折变。」
「粮食有乾湿好坏，绢布有长短粗细，折变有市价高低。」
「这其中每一步，都留有操作余地。」
「胥吏可以挑剔粮绢成色，压低折价，从中盘剥。」
「官员可以谎报损耗，中饱私囊。」
「而朝廷远在长安，不可能事事核查。此次民部懈怠，或许有其对新政不满的原因，但制度本身给徵收环节留下的模糊和繁琐空间，是否也纵容了这种懈怠？」
「甚至让某些人觉得有机可乘？」
李承乾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些御史弹劾地方官的奏章，其中就有提及徵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大斗进小斗出，好绢压价，强迫百姓以高价折钱纳物————
以前只觉得是官吏贪腐，人品问题。
现在看来，制度设计是否也为此类行为提供了土壤？
因为徵收的是实物，标准难以绝对统一，监督成本极高。
李逸尘稍微停顿，让李承乾消化一下，然後继续深入。
「以上三点，尚属制度运行中逐渐暴露的问题。而租庸调制最大的隐患，在於其以人工为本」的核心，未能紧密跟随土地产出」这个真正的财富源泉的变化。」
他直视李承乾，一字一句道。
「殿下，税收之根本，在於汲取社会产出之余裕，以供养朝廷，维持秩序与安全。」
「社会最主要之产出，来自土地耕耘。然而租庸调之租」，固定为每丁二石粟，看似与土地挂钩，实则固定了劳动力的土地产出贡献额。」
「它忽略了土地有肥瘠之分，年景有丰歉之别，更忽略了随着耕作技艺提升、水利兴修、作物改良，同一块土地的单位产出是可以增加的！」
李承乾瞳孔微缩，他隐隐抓住了什麽，但又有些模糊。
「举例而言，」李逸尘说得更具体。
「关中一丁，受田五十亩，风调雨顺，亩产粟一石半，则总产七十五石。」
「纳租二石，负担看似不重。」
「但若江南一丁，同样受田五十亩，因其地肥沃、灌溉便利，或精耕细作，亩产可达两石甚至更高，总产百石以上。」
「他同样只纳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