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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虽功高，然终为人臣。礼者，天地之序，君臣之纲。今陛下以近乎人主之礼待储君，是乱序坏纲之始也！”
一份奏疏如此写道。
“恐开僭越之端，启骄矜之心，非国家之福。臣恐后世史笔如铁，记陛下以私情乱国法！”
另一份来自某位儒学大家的奏章则从道德层面迁回进諫。
“《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储君之功，在於疆场，然其德其行，仍需陛下时时训导，朝野时时匡正。”
“今若以过隆之礼待之，是重其功而轻其德，恐使其渐生懈怠，疏於自省。”
“昔汉武帝宠卫霍，虽拓边万里，然內帑空虚，吏治渐弛，前车之鑑，不可不察。”
更有些奏疏，隱隱指向东宫势力膨胀可能带来的威胁。
“太子近臣，多出寒微，或有才具，然少受圣贤正道薰陶，行事往往急功近利，不循旧章。”
“今若再以超格之礼遇之，恐使其辈更加恣意，结交外臣，干预部务，长此以往，朝堂恐生党爭之祸。”
这些奏疏，有的直言不讳，有的旁敲侧击，有的忧国忧民，有的则难免夹杂著世家大族对自身地位可能受到衝击的深深恐惧。
它们像一片片雪花，不断累积在李世民的案头，每一份都在无声地强调著一个事实。
太子李承乾，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掌控在手中的儿子，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巨大衝击。
李世民一份份翻阅著，速度不快。
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神深处偶尔掠过的精光，显示他並非无动於衷。
支持者的奏疏，他看得平静。
反对者的諫言，他也看得仔细。
尤其是那些提及“史笔”、“党爭”、“僭越”的字眼，总会让他的目光多停留片刻。
他理解这些反对声音背后的逻辑。
作为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礼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符號意义。
给予太子如此高规格的迎接，確实是在模糊君臣界限，是在向天下释放一个极其复杂且危险的信號。
这些官员，无论其出发点为何，至少在表面上，是在维护他所代表的皇权尊严和朝廷法度。
但他同样清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並非一时衝动。
这是一种权衡，一种在“赏功安內”与“防患未然”之间走钢丝般的危险平衡。
他需要用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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