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去国外做博士后。
周永年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两百万，足够租两年好公寓。
杯子放下。
他看了眼时间，晚上十点四十。
值班护士站那边应该已经把今晚的监测数据送过来了。
他需要确认明天那台心脏移植的受体情况稳定。
他拿起内线电话，拨了护士站。
“小陈，今晚3床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
“周主任，刚出来。血压心率都平稳，就是情绪有点紧张，问了好几次明天手术的事。”
“正常。让他放松，告诉他手术没问题。”
“好的。”
挂掉电话。
周永年靠进椅背，闭上眼睛。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做这种“加急”手术，是十五年前。
那时他还是器官移植中心的副主任，四十三岁，正是往上爬的关键时期。
儿子那年十二岁，小升初。成绩不错，但想进省城最好的初中，还差二十分。那所学校有个“共建生”名额，需要交三十万赞助费。
周永年当时月工资四千，加上奖金不到六千。三十万是他五年的收入。
他拿不出来。
那天晚上，儿子坐在餐桌边，眼睛红红的。
“爸，我们班李晓东成绩还没我好，但他爸给学校捐了五十万，他就能去。我没他家有钱，我就去不了。”
周永年没说话。
第二天上班，一个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经理来办公室找他。那人姓吴，五十多岁，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周主任，听说您儿子想进省城那所初中？我有朋友在那当老师，可以帮忙牵线。”
周永年看着那个公文包。
“多少钱？”
“三十万。但不用您出。”吴经理笑了，把公文包放在桌上，“下个月有个海外客户需要肾源，您帮忙在排期上做个调整，这三十万就当是客户的一点心意。”
周永年沉默。
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调整排期，就意味着有人要被挤掉。
“谁会被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