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而自杀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编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长期为周振邦服务。
周振邦的御景园项目，从开工那天起就纠纷不断。郑文渊帮他处理了十七起伤亡事故，八起质量纠纷，全部“摆平”。
最严重的一次，是御景园二期工地塔吊倒塌，砸死了三个工人。
家属要求赔偿每人两百万。
郑文渊用了四个月时间，把赔偿额压到了每人三十万。
他的手段是：先派人跟踪家属，拍下他们“正常生活”的照片——去菜市场买菜，接送孩子上学，周末去公园。然后在法庭上出示这些照片，声称“家属并未表现出过度悲痛，说明死亡并未对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同时，他找到其中一个工人的前女友，给了她五万块，让她出庭作证说该工人“有抑郁症史，曾多次表达自杀倾向”。
最终，法官认定“工人可能存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判决施工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三条人命，九十万。
周振邦很满意，额外给了郑文渊一百万“奖金”。
郑文渊用这笔钱，给儿子报了美国藤校的暑期夏令营，六周时间，费用八万美元。
儿子回来时，英语流利了许多，说以后要去华尔街。
郑文渊觉得，一切都值。
现在，周振邦死了。
但御景园的案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