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面看，这支磨刀霍霍的部队已经箭在弦上，随时可以出击。
然而，伦敦方面却下达了“原地待命”的指令。
原因就在于，与5C的谈判似乎“进展顺利”，靳南开出的价码一天比一天“合理”地下降，从最初令人啼笑皆非的天价，逐渐降到了一个似乎可以谈判的区间。
这给英国高层造成了一种错觉——或许真的可以通过外交和金钱手段，相对体面地解决俘虏和文物问题，避免一场伤亡难料、国际影响复杂的军事冲突。
因此，尽管部队已经就位，但攻击命令被暂缓，所有人都在等待谈判桌上的最终结果。
一月二十五日，经过十几天的反复拉锯，靳南开出的价码已经从最初的“一亿英镑一名战俘”降到了“四千万英镑一名战俘”，文物回购价格也从“市价”变成了“市价的70%”。
这个价格虽然仍然远超英国的心理底线，但下降的幅度和趋势，让英国人感到“振奋”，觉得对方“诚意”越来越足，于是更加乐此不疲地投入到每天的“电话砍价”中。
二月二日，谈判进入第二十天。靳南的条件进一步“软化”，降到了“2500万英镑一名战俘”以及“文物回购价格为市价的60%”。距离英国政府内部设定的200亿英镑总赎金的底线，似乎又近了一大步。希望似乎在放大。
二月十二日，谈判进入整整一个月。靳南的条件再次“大幅度”下降，但最终开出的价码，仍然微妙地停留在英国底线之上一点点。
既让你觉得触手可及，又始终差那么临门一脚。
但这种“无限接近却又永不达成”的状态，终于耗尽了英国人的耐心。
一个月的时间，足以让最初“和平解决”的幻想被现实的拖延所消磨，也让部队长期待命带来的烦躁和后勤压力与日俱增。
二月十三日，清晨。
东非的阳光刚刚洒向埃尔马安半岛，而伦敦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英国外交大臣格莱英的电话，比以往任何一天都更早地打了过来。
电话接通，格莱英的声音失去了往日谈判时的克制与周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强硬、最后通牒式的口吻：
“靳南先生，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谈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展现了最大的耐心和诚意。现在，我正式告知你我们的最终决定：我们愿意拿出总额两百亿英镑，换取你们手中所有的俘虏以及被劫掠的文物。这是我们的最终底线，也是我们所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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