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承认了四十年前的冒名顶替的事实。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记者们蜂拥而至修表铺的王书生那里，想记录下这迟到的正义与受害者的悲愤。
面对镜头，王书生异常平静。他默默地从柜台下取出一个尘封已久的木盒，里面是他当年用过的全部课本和笔记，纸页泛黄，字迹却力透纸背。
“他们换走的，不是一张通知书...”他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他们偷走的是我父母在人前挺直腰杆的资格，是我在夏夜灯下读书时，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他们偷走的，是一个时代最干净的东西。”
顿了顿，他看着镜头，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悯：
“你们现在要还给我‘公道’？可我的父母已经带着‘儿子没出息’的遗憾去世了，我最好的年华都在和齿轮打交道。你们把那个卑鄙小人的职位、名誉、房子给我，我也变不回二十岁的自己了。”
“所以，别采访我了。去采访一下那个当年故意送错录取通知书的人，问他这几十年，夜里会不会梦见一个没有名字的鬼。”
说完，他拉下了店铺的卷帘门。门外是沸腾的媒体和喧嚣的世界，门内，只有一个男人和他被偷走的一生。那扇落下的卷帘门，不是拒绝，而是对这个迟到了四十年的“正义”，最彻底、最无声的嘲讽。他拒绝成为被同情的标本，拒绝用残存的余生去配合一场廉价的审判。他的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更加震撼，他将自己活成了一座纪念碑，碑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时代无法愈合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