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他此刻理不清的思绪。
他的声音因为连日的烟熏和心中的焦虑，而显得有些沙哑：
“兴邦这个人，还不错，性子实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是那瞎传话、嚼舌根的人。
既然阳光明让他特意跑来告诉咱们，还说得这么严重，甚至郑重其事地要请咱们过去面谈……看来……医院那边的诊断，怕是十有八九坐实了。”
他的语气沉重，带着一种基于多年阅历做出的判断。他知道，阳光明不是无的放矢的人，既然让罗兴邦传话，必然是有了确凿的凭据。
“可……可当初那事儿……”
王元军把身体往前探了探，声音压得更低，眼神里闪烁着一丝不确定和残存的侥幸，甚至还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心虚，
“当初那事儿，你知我知……天知地知……阳光耀他自个儿心里最清楚……他这腿……这要是真残了，落下终身毛病，这账……
难不成还要全算在李栋梁那小子头上？那小子可是已经按‘故意伤害’的由头给弄走了！调令都生效了！”
这正是两人内心深处最担忧、最忌讳的关键所在。
事情早已按照“阳光耀是受害者，李栋梁是行凶者”的结论处理完毕，上报了公社，也通知了县里备了案。
如果“受害者”的伤势陡然从可恢复的骨裂升级为可能影响一生的功能性残疾，那么他们对“行凶者”仅仅是调离、扣罚当年工分的处罚，就显得过于轻微，甚至有些不合情理了。
阳光明作为家属，如果拿着新的、更严重的诊断证明不依不饶，要求重新追究李栋梁的责任，要求更重的惩罚，或者索要更大额的、远超那几十块工分钱的赔偿，他们该如何应对？
推翻之前的结论？那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脸，承认当初调查不细、处理失当，甚至会引来上级的重新审视和调查，后果难以预料。
坚持原判？面对一个可能“残疾”的知青和其家属合情合理的质疑，于情于理似乎都站不住脚，显得他们冷漠无情，甚至可能被怀疑其中是否有包庇或交易。阳光明那边恐怕也不会轻易答应。
孙德贵叹了口气，那叹息声里充满了无奈和一种身不由己的疲惫。
他的眼神变得愈发深邃，仿佛在权衡着各种利弊得失：“李栋梁是不能再动了。
调令是县知青办下的，档案关系都转去北洼子屯了，人都走了几天了，李栋梁已经不在咱们靠山屯的管辖范围。
再想把他弄回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