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二哥的病情诊断符合病退回城的标准，县知青办在审核的时候，不会像以前那样紧卡着不放。
只要明面上的材料齐全、符合规定，他们就会给予签字通过。”
他把身体向前倾了倾，声音压低了些，“霍主任，不瞒您说，现在村委会、公社知青办、县知青办，在这件事上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可以说，万事俱备，现在就等着我这边递交病退回城的申请材料了。”
说到这里，他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丝愁容：“可偏偏……我二哥这伤势，如果诊断证明上只是‘左胫骨骨裂’，虽然也需要休养，但明面上离‘重病’或‘残疾’的标准还有点距离。
我要是就这么把材料递上去，不是让县知青办的领导为难吗？
人家想帮忙，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由头不是？我这几天正为这个发愁呢！”
他叹了口气，目光真诚地看着霍主任：“结果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二哥的腿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就是早上跟您说的那些膝盖的问题。
我这心里就更担心了，生怕伤情比预想的更复杂、更严重……”
阳光明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点明了“上意”——县知青办的补偿默契，又诉说了“困难”——诊断标准不够，最后再把新出现的“症状”自然引出，把所有因素完美地串联起来。
他自始至终没有提一句要霍主任帮忙更改诊断的话，更没有承认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
大家心照不宣最好。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第一，告诉霍主任，这件事操作起来没有政策风险，上面是默许甚至乐见其成的；
第二，病人现在“确实”表现出了更严重的症状，你只需要根据“临床症状”进行诊断，顺水推舟，一切就合情合理合规；
第三，我承你的情，记得你的好处。
霍主任听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眼神低垂，看着桌上的病历夹，显然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阳光明的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的顾虑。
如果县知青办那边真的开了绿灯，那他这边出具一份“严重”点的诊断证明，压力就小得多，风险也可控。
这确实更像是一场各方心照不宣的“交易”，为了摆平一件事，给受害人一个交代。
而且，病人确实“表现”出了相应的症状，他就算有所怀疑，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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