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蛇口工地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一个熟练的泥瓦工，一个月赚的钱，顶得上一个内地国企工程师半年的工资。
第三笔，国家账。
和记实业在蛇口的所有投资，全部来自境外，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而已经签订的芯片出口预售合同，将在未来三年内，为国家带来超过三十亿美元的宝贵外汇。
一场小范围的会议上，争论异常激烈。
一位穿着军装，肩上扛着将星的老人，放下手里的报告，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
“袁振邦同志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我们革命几十年，为的就是共同富裕，不能因为要效率，就丢了公平，走了回头路。”
另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经济学家立刻反驳。
“我不同意！什么是最大的公平？让国家富起来，让人民吃上饭，就是最大的公平！我们穷了这么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好不容易有人趟出一条路来，我们不扶一把，还要把他拉下水吗？”
争论，在一瞬间变得激烈起来。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一个人都神情严肃。
他们知道，今天讨论的，不只是一个深圳，一个蛇口。
而是整个国家，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要走的路。
坐在主位上的那位老人，一直没有说话。
他只是安静地听着，手里拿着那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一页一页，看得极其仔细。
当他看到那张工人工资与全国平均收入的对比图表时，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他抽了一口烟，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老人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没有在袁振邦那份洋洋洒洒的报告上停留。
而是直接在那份全是图表和数字的报告封面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浓重的乡音，却像一声惊雷，在每个人的耳边炸响。
“我看，深圳的同志，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北京，就是要给他们这样的权！”
蛇口，招待所。
袁振邦正在召开一个临时的新闻通气会。
他准备向全国，通报这次“蛇口整顿”的阶段性胜利。
他要让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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