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几乎是在总裁发出第三封邀请电的同一时刻，中G中央书记处也正在召开会议。对于总裁的和谈诚意，党内上下早有了共识：
“这不过是总裁为掩盖内战准备、争取舆论支持的又一手段。”
然而，面对全国人民在连年战乱后对和平的渴望，面对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对团结建国的期盼，中G中央不能，也不应该将和平的大门给彻底的合上。
教员同志在会上表示：
“可以去，也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如果蒋总裁要弄虚作假，搞假和平。我们就借此教育人民，击破国民党的谣言 。如果他要打，我们也争取了时间，让全国人民看清谁是真和平，谁是假和平 。”
会议最终决定，由教员同志亲赴重庆，同行的还有周总理，行前，中G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并明确指出：
“谈判的结果如何，决不是单纯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力量对比和斗争。……我们绝对不要单纯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会发善心”。
1945年8月28日，山城重庆天气晴朗。下午三时许，一架从延安起飞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当教员同志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时，早已等候多时的各界人士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央日报》的记者们或许没有料到，这位他们笔下描绘多年的人，竟有如此勇气，敢赴这“鸿门宴” 。
柳先生更是激动地握着教员同志的手，称其此行是“弥天大勇” 。面对记者的追问，教员同志的回答简短有力：
“和为贵”。
当晚，总裁在林园官邸设宴洗尘，两位阔别十九年的对手再次举杯，气氛看上去“甚为愉快”。
然而，真正的博弈却已经开始。
1945年9月，重庆桂园。
谈判桌的一边，是中G代表；另一边则是国府代表。
由于国府对谈判毫无事先准备。他们原本以为教员同志不会来，会谈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之中。中G代表后来在汇报时说：
“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G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9月3日，周总理将中G方面拟定的“十一项意见”提交给国府。这份意见书展现了极大的诚意：不仅明确拥护了总裁的领导地位，并承认三民主义为建国根本，还提出了“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一系列具体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