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读者感兴趣，这里说一下丝绢案后续。
历史上的情节走向，在万历年之前，都与本书描写的一致。
大概就是嘉靖年间有人以“丝绢均摊五县”而上访，不过巡抚巡抚，到当事人，全都被徽州府拖死了也。
然后帅嘉谟在隆庆四年开始到巡抚衙门上访，海瑞批复之后十五天就被调走了。
再之后帅嘉谟到南京上访，先是找了一个姓宋的御史，得到了都察院的支持，批复为“均税”，南京户部模棱两可，让徽州府彻查，给个方案。
遗憾的是帅嘉谟回去的途中跑路了，去了千里之外的湖北江夏——这里是他事后自述的“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没了当事人，事情肯定又拖住了。
一直到了万历三年三月，事情峰回路转。
因为户部送了一道文书给南京巡抚，说“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也就是说，皇帝想追究这个事，考虑到历史上这个节点的政治环境，合理推断是张居正的意思——毕竟当初帅嘉谟奏陈此事的时候，就用了新政做筏，反正就是苛捐杂税跟一条鞭法的国策有悖。
总而言之，公文到了巡抚衙门，力度立刻就不一样了。
巡抚衙门这次没有轻飘飘的批示，而是发了一道宪牌，先是把逃到湖北的帅嘉谟找了回来，然后徽州知府立刻召集了六县议事。
具体在《丝绢全书》卷1《徽州府行县催议帖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457页。
歙县一方还是那两个观点。
第一，会典以及户部公文，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没说那就应该均摊。
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联名了好些大员，也就是书中那一堆。
五县一方同样翻阅典籍文册，还核对了本县的黄册留本。
数据就是书中的那一套，就不贴了。
反正得出几个结论，包括这笔丝绢本就是歙县的欠账，跟其他五县没关系。
也包括浙江的例子，虽然会典没说，但专收一县特产很正常，还把歙县抛荒的桑田都找了出来。
这些都附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之后，数据非常翔实，可以说占尽了上风。
但是这个时候歙县开始耍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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