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半，省委小会议室里烟气浓重。
李毅飞推开窗，深秋的风灌进来，吹散了桌上的几份文件。
陈明达掐灭烟头，把一份刚收到的传真递给他。
“薛高宇同志调走后，在邻省那边很安静，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陈明达说，“但我们查到，上个月他秘书回了一趟江省，去省档案馆调阅了一批2016到2017年的文件。”
“什么文件？”
“主要是当年省委专题会议记录，还有几份干部调整的原始档案。”陈明达翻着笔记，“档案馆的老王说，薛高宇的秘书调阅时特别仔细，有些文件还拍了照。”
李毅飞拿起那份传真，是邻省的会议通知复印件。
薛高宇的名字在出席名单上，但后面用铅笔标注着“因病请假”。
“他在躲。”李毅飞放下传真，“或者说，他在准备什么。”
陈明达点头：“我也这么想。薛高宇在江省工作十多年，做到省长位置，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当年调走他，虽然明面上是平调，但圈里人都清楚，是因为您查国有资产流失那件事牵出了他的一些问题。”
“那些问题查实了吗？”李毅飞问。
“没有直接证据。”陈明达摇头，“当时他分管组织工作，几个国企负责人的提拔，程序上都有瑕疵。
但具体到利益输送，证据链断了。最后只能以‘工作失误’调整岗位。”
李毅飞想起好几年前查卫氏李案时和薛高宇的一次谈话，那时候薛高宇还是组织部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语气温和但眼神闪烁。
“毅飞同志，有些事要历史地看。”薛高宇当时说，“干部工作很难，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顾全大局。有时候，为了推动工作，不得不做一些妥协。”
“妥协不能突破底线。”李毅飞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回答。
回过神来，李毅飞摇了摇头。
“现在他现在突然调阅这些旧档案，”李毅飞转身，“要么是想自保，要么是想反击。”
“或者两者都有。”陈明达说，“我建议，派人去邻省一趟，直接找他谈。他既然调阅档案，说明心里有事。
现在江港案子闹这么大，他如果知道什么，也许会开口。”
李毅飞沉思片刻，摇头：“现在不能去。薛高宇这个人我了解，谨慎，多疑。我们主动找上门，他反而不会说。要让他自己觉得，不说不行。”
“那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