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份内部审计底稿，发现其中有一笔一点二亿的‘咨询费’，收款方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
“这家空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毛草灵问。
“我查了一下，股东穿透之后……”陈建平犹豫了一下，“是毛建国在澳洲留学的儿子毛子轩。”
毛建国，她三叔。那个在家族聚会时总是笑眯眯地给她夹菜、口口声声说“灵儿是咱们-毛-家的掌上明珠”的三叔。
毛草灵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她靠在沙发背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扶手，节奏很慢，像是某种古老的韵律。半晌，她才说：“审计底稿现在在哪里？”
“被销毁了。”陈建平苦笑，“我拿到的只是拍照留底的电子版，原件在我要求调阅的第三天就被审计部以‘流程不规范’为由销毁了。审计部的负责人是二叔的人。”
“电子版你手上还有吗？”
“有。但我必须跟您说实话，毛总。”陈建平深吸一口气，“单凭这份电子版，在法律上很难作为直接证据。因为它是复印件，而且来源过程存在瑕疵，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对方完全可以用‘证据不合法’为由申请排除。”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他是在告诉毛草灵，他手里有料，但这个料不够硬。他也在等毛草灵的反应——她会不会因此而退缩？会不会觉得时机不成熟、证据不足、不宜轻举妄动？
如果她真的这么想，陈建平就打算把那份电子版烂在手里，从此绝口不提。因为他不能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压在一条看不清方向的船上。
然而毛草灵的回答再次出乎他的意料。
“够了。”她说，“我不需要它在法庭上成为证据。我只需要它在董事会上让某些人……坐不住。”
陈建平瞳孔微缩。他忽然意识到，这个二十六岁的女孩说的不是“打官司”，而是“开董事会”。她的目标根本不是在法庭上证明毛建国违法，而是要在那个决定着毛氏集团命运的权力中心，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张底牌甩在桌子上。
只要毛建国慌了，就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补刀。只要有人补刀，证据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自己长出来。
这是朝堂上的权术，是她在乞儿国跟那些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老狐狸们斗了十年才学会的本事。
“我明白了。”陈建平的声音里多了一些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郑重，“下次董事会定在下周五，议题包括上半年业绩总结和下半年战略规划。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