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裔”，变成了报纸上那些家破人亡的佃户。
当《大儒锐评》中，连温体仁这等当朝阁老都引经据典痛斥孔胤植为“国贼”、“儒门之贼”，将皇帝的行为论证为“拨乱反正、护儒救道”时，那些准备跟着摇旗呐喊的普通士子犹豫了，迷茫了。
而当那份神秘的，引人遐想的《孔府管事忏悔录》开始连载，将衍圣公府内骄奢淫逸、肮脏龌龊的细节活色生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整个舆论彻底反转。
所有的茶楼酒肆里，议论的焦点不再是“天子是否残暴”，而是“孔府的银子原来是这么来的”、“原来那衍圣公玩的居然这么花”！
一场本该是朝堂之上庙堂之高的凛然对峙，竟被天子用这般街谈巷议评书演义的手段化于无形，实在是高下立判。
所有人都惊恐地发觉，自己已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百口莫辩的绝境。
你若再为孔家陈情，便是与鱼肉乡里之恶徒为伍，是不分皂白，更是自绝于天下百姓。
你若直言忤逆君上，便是甘为儒门巨蠹撑腰，是想让那附骨之疽继续在圣人学问之上溃烂流脓！
江南的官绅们第一次尝到了百口莫辩的滋味。
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了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和八卦狂欢之中。
他们从愤怒到沉默，甚至有人为了自保开始在公开场合小心翼翼地附和。
但是，一种更深的恐惧如同附骨之疽，攫住了所有上层人物的心脏。
钱谦益、钱龙锡乃至汪宗海们，他们不理解。
按照皇帝这种雷厉风行的手段，在舆论上彻底打垮孔家之后，下一步就该是挥师南下，用锦衣卫的屠刀来清算他们这些盘根错节的江南顽疾了。
然而，没有。
皇帝的圣驾依旧驻留在山东，似乎在慢条斯理地处理着孔家的善后事宜，丝毫没有立刻南下的意思。
锦衣卫的缇骑虽然如同幽灵般遍布江南，却也并未如想象中那般，展开大规模的抓捕。
这种等待比直接的屠戮更加折磨人。
那把悬在头顶的利剑迟迟不落下，每一息都是对肉身和精神的凌迟。
虽说江南的兵卒早已糜烂不堪，但这一年多来飞速崛起的锦衣卫，其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失去了天下大势，失去了串联联盟的他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等着那个远在山东的年轻皇帝何时想起他们，何时决定下刀！
钱龙锡终于等不及了，他本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