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不断地在他脑海里回响。过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欣赏的微笑：“你的话，比你在领奖的时候讲的更尖锐，也够刺耳，不过掏一掏耳朵，没什么不好的。”
“颁奖的时候，我也想讲那么多，可惜就怕有些人听个声儿就跳脚了！”
张广年既然愿意这样说，加上刘一民对他的了解，索性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同志们整体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你的文字很有灵性，要是进入作协工作对文坛好，但是对你个人未必是好的。”
张广年这话，也是对自己的总结。他晚年常常懊悔，文字被体制和公文所拖累，经常给周杨改公文，后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时发现缺失了年轻时的灵性。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一民接连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改革文学”的评论。
既能挣钱，又能争夺关于“改革文学”的话语权。话语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却又确确实实的存在。
有时候你不争，也会有人想让你去争。
接下来刘一民在《文艺报》等报纸杂志上接连发了好几篇的“改革文学”评论。
《什么是改革文学？为什么改革文学将是下一个文学创作主阵地？》
《我们为什么需要改革文学？》
《‘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的先锋之作》
《改革文学中关于‘歌颂’和‘批判’的立场问题》
《人民需要改革，读者需要改革文学》
一篇篇文学评论的发表，每一次都能引起热议。不少报纸看得干着急，约稿函发了一封又一封，最后都石沉大海。
约稿信没用，那当面堵门有用吧！燕大的宿舍，不少编辑都上门求稿，可惜刘一民同志脚底抹油，溜了，除了上课外，就住在了自己的四合院里。
倒是陈大志和李学勤搭了一辆快车，他们两个被退回的稿子，竟然神奇地在推销了数次之后推销了出去。
陈大志的稿子被《燕京晚报》给拿走了，李学勤的稿子则是被《广播电视报》拿走刊登了。